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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也确实器重杨嗣昌,以为人才难得。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兵部尚书几乎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当洪承畴、卢象升忙于在中原战场全力对付“流寇”之际,崇祯九年六月,满洲铁骑突然越过长城张凤翼身上。为了逃避指责,张凤翼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然而一败再败,张凤翼惶惶不可终日,自知不免一死,便采取慢性自杀的办法每天服用少量大黄,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清军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一命呜呼,逃避了下狱论死的难堪。负有直接责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如法炮制,自杀身亡。
张凤翼自杀后,崇祯皇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了前宣大总督、现丁忧在家的杨嗣昌。按照当时惯例,父母死亡,官员必须在家服丧守制皇帝鉴于形势紧急,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径直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由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文职,逐步升任宣大总督。因父死于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三次恳辞不许,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此人颇有才华,办事干练,广泛涉猎文献,对前朝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堪称是明大臣中的佼佼者。因此当皇帝召见时,他与其他大臣的拘谨木讷截然不同,毫无拘束地侃侃而谈,令杨嗣昌感恩戴德,接连不断地向皇上条陈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最值得注意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其实这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就把“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作为治国方针提出。杨嗣昌再次重申,目的在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铁骑两次南下所显示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是战略上无法回避的抉择,也是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提出六项当务之急,其中之一就是“灭奴先灭寇”--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似乎过于空洞。杨嗣昌则不然。他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写得颇有深度,首先从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开宗明义就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皇上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今天的读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但是只要不因人废言,设身处地观察晚明时局,那么不得不承认,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安定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这一点在当时朝廷中江无异议,分歧只存在于攘外的策略方面。
为此必须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对于杨嗣昌在赋税中加派军饷(剿饷)的建议与做法,在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抨击。彭孙贻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流寇志》中对此评论道:杨嗣昌加派军饷是”重困吾民“,”一言而亡国“。实在是过于偏激的不实之词。其实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开征剿饷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邹漪《明季遗闻》所说,把”加饷殃民“作为杨嗣昌的罪状,恐怕未必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卢象升督师已经建议请行,设身处地,不必苛求。
杨嗣昌增兵增饷是为了”安内“,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陕西、河南、湖广、风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那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杨嗣昌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在此后一年中,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的湖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廷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十八人逃往商洛山中。至此,造反大军已扑翦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望到尽头了。
就在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在攘外与安仙的两难抉择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表势发生剧变,错失安内大好时机。
崇祯十一年九月,满洲武装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皇帝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洪承畴、孙传廷奉调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由于中原兵力全部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又不及时回访,致使中原空虚。在湖广谷在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
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委任杨嗣昌以内阁在学士身份,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再度把”安内“放在”攘外“之上。然而”安内“的最好时机已经错失,而且精锐部队大部分都集结于北方长城一线。杨嗣昌要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官,等待他的只能是悲剧下场。然而这幕悲剧的开场却是极富喜剧色彩的。九月初六日,皇帝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这位督师大学士一道亲笔书写的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皇帝听杨嗣昌念罢,笑着说:”朕为卿赠行。“他的诗巧妙借用典故,预祝这位盐梅上将马到成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杨嗣昌不仅推崇备至,而且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一扫寇氛从此靖“。
打了一点胜仗以后,皇帝又给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亲笔手谕:”谕督师辅臣: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字里行间流露出皇帝对这位督师辅臣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也挂在心上。在此之前洪承畴、卢象升曾屡次打过大胜伏,从朱见皇帝如此动情,唯独杨嗣昌有此殊荣。对于杨嗣昌而言,皇恩浩荡之外又有亲如家人的牵记,令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直至以死相报!
杨嗣昌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玛瑙山大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胜仗,他自己间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在与下属关系的协调中一筹莫展,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与骁勇善战的左良玉关系搞僵,是一大失策。原先杨嗣昌再三向朝廷保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控制,又想让陕西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结果,两面不讨好,失去了左、贺两名大帅的信赖。
不独左、贺领兵消极观望,那些总督、巡抚为了保存实力,都想从围剿中抽身,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后,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团团转,束手无策。
为了分化瓦解,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张献忠针锋相对,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