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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渐不可解。”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中，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看到郑贵妃利用明神宗生前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光呈帝的命运。朱常洛终于未能摆脱儿十年的厄运，当了一个月皇帝，就一命呜呼，泰昌朝如同昙花一现，迅即凋零。
继“红丸案”之后的“移宫案”，牵涉到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的继位与权力交接问题。原来朱常洛生前的元太子妃郭氏死于万历四十一年，此后并未再册封太子妃，只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宫中称为东李、西李。而西李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西李）请封皇后，李选侍（西李）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朱常洛也有这种考虑，不过得让李选侍（西李）先封为皇贵妃。但是不久明光宗（常洛）驾崩，李选侍（西李）册封皇贵妃落空，更不用说当皇后了。由于缺乏合法性身份，照理她应该立即从乾清宫搬出。这个女人也不寻常，她仿效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尊封她为皇太后。于是李选侍（西李）与郑贵妃密谋，把皇长子朱由校扣留在慈庆宫，企图达到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的目的，然后垂帘听政。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把这一密谋写成揭帖，告知外廷大臣，揭发李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外廷大臣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把皇长子托付给李选侍（西李），杨涟奋起反对，认为万不可，他以先帝（即明光宗）为例，四十岁成为皇帝，尚且摆脱不了郑贵妃之流的毒手，伺况年少的“今上”？一旦落入李、郑之手，我等恐无见“今上”之日。许多大臣表示赞同。
九月初一日，大臣们在内阁首辅方从哲率领下进宫哭临，并晋见皇长子。这时皇长子朱由校已被李选侍安置在乾清宫暖阁，王安把朱由校扶持出暖阁，众大臣一见，立即叩头，连呼万岁，然后仓促登上轿子，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等大臣亲自抬起轿子，走了几步，轿夫才赶到。在众大臣的拥护下，来到文华殿，请皇长子朱由校进位，接受五拜三叩头礼，并且请求他即日即位，朱由校答应初六日即位。然后，朱由校在群臣拥护下回到慈庆宫。
九月初二日，大臣们联名上疏，请李选侍（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积极支持杨涟，采取一致行动，随即上疏力请移宫，理由是很充分的：对于“今上”而言，选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居正宫，而即将即位的皇长子却偏居慈庆宫，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如果不及时解决，恐怕“武氏之祸将见于今”。李选侍见左光斗把她比作武则天，勃然大怒，多次派内侍宣召左光斗，都被左光斗严词拒绝。李选侍企图邀朱由校到乾清宫议处左光斗，杨涟严词警告内侍：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随意召见！鉴于李选侍迟迟不肯移宫，杨涟愤然上疏指责李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并且在朝房、掖门、殿廷等处反复宣传他的观点。有的太监为李选侍求情，杨涟断然拒绝：选侍能于九庙前杀我则已，今日若不移宫，至死不去。刘一璟、周嘉谟等大臣在一旁支持杨涟，声色俱厉。九月初五日，杨涟奏请传敕李选侍立即移宫，态度坚决地扬言：此移宫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丝毫没有商量余地。李选侍经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也经受不住内廷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终于在九月五日仓促移宫，她自己手抱女儿（八公主），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岁鸾宫（宫妃养老处）。
九月初六日，朱由校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是为明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
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小角色－－日后不可一世的太监李进忠，在移宫事件中表现恶劣，遭到人们的谴责，对他的人品表示怀疑。例如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璟等上奏说：内官李进忠等辗转相攀，株连无已。御史左光斗等则希望皇上将李进忠等“止法”。明熹宗本人在回顾移宫事件始末时，对李进忠的所作所为也颇为厌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一年之后，明熹宗居然对李进忠信任有加，并为他赐名“魏忠贤”，放手让他专擅朝政，令人感慨系之。
以杨涟的政治态度与为人秉性，和魏忠贤正面较量，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以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写了一本《劾魏忠贤疏》，用辛辣的语言揭露这个以“九千九百岁”自诩的太监头目的无耻嘴脸和卑劣行径。他在奏疏开头就以口诛笔伐的声势，指斥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开门见山地把弹劾魏忠贤的政治目的和盘托出－－毫无私利或门户之见地为国除奸。为此，他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其中每一条都足以置魏忠贤于死地，而且死有余辜。比如第一条指出：“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它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半夜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再如第五条指出：“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妄预金瓯之覆宇，窃作貂座之私情。”而第九条与第十条揭露，魏忠贤勾结奉圣夫人客氏，联手害死皇后所生的皇长子，又对怀孕的裕妃“矫旨勒令自尽”，故意造成明熹宗无嗣绝后。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要株连九族的。杨涟在奏疏的最后说：“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在当时魏忠贤勾结客氏专擅朝政，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讲出这样尖锐的言辞，是要冒杀身之祸的。杨涟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朝廷内外正直大臣的斗志，掀起巨大的倒魏浪潮，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魏忠贤。色厉内荏地魏忠贤不得不表态，向皇上辞去东厂总督太监之职，魏忠贤的亲信内阁辅臣魏广微代皇帝拟了一道温旨予以挽留。魏忠贤企图把杨涟的奏疏扣留不发，以消减其影响，然而京城百姓纷纷传抄这份奏疏，拍手称快。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说，甚至京“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但是，魏忠贤控制了明熹宗，也控制了整个朝廷，疯狂反扑，迫使主张“调停弥缝”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接着，在魏广微的策划下，倒魏干将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先后被罢官，陈于庭、杨涟、左光斗等被革职，内阁部院几乎全部落入魏忠贤及其亲信控制之下。至此，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残酷迫害异己分子，杨涟首当其冲。
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遵循魏忠贤的旨意，借口“追赃”，对杨涟进行严刑逼供。每隔五天就用酷刑拷问一次，杨涟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仍坚贞不屈。许显纯竟用钢刷把杨涟的皮肉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得杨涟依然不屈不挠。魏忠贤不断以皇帝圣旨得名义－－下令许显纯严厉“追比”，并且要五日一回奏。许显纯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审讯杨涟的难题推给刑部，遭到魏忠贤的严厉谴责。许显纯只得加重刑罚，用铜锤敲打，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到了七月二十四日夜里，许显纯索性用大铁钉钉入头颅，活活把杨涟折磨至死，许显纯却向朝廷报告：杨涟“病故”。
誓死不屈的杨涟在狱中留下了绝笔血书，其绝笔写道：“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于狱神之前：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俭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长途锒铛不脱，欲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据说这篇二千余言的绝笔写成后，杨涟亲手托付给同狱难友顾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