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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怀疑都集中到了郑贵妃身上。
文秉《先拨志始》如此概括当时外廷大臣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这段话言简意赅，却抓住了所谓红丸案的要害。
其实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为安排的三步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体亏损；第二步用大黄药使他身体虚脱；第三步用红丸加速死期到来。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朱常洛的疾病。对此，御史王安舜弹劾李可灼的奏疏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崔文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策划之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郑贵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难脱干系。方从哲又有何相干？这当然是人们从他在处理此案的态度上推论出来的。当王安舜弹劾李可灼“庸医杀人”之罪时，方从哲仅仅票拟“可灼罚俸一年”，以后又改为“驰驿回籍”。简直轻描淡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似乎有意包庇。当御史郑宗周奏请“寸斩崔文升”时，方从哲又从轻票拟：“着司礼监议处。”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崔文升本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药房太监，“着司礼监议处”岂不是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
于是，议论蜂起，群情激昂，以为崔文升、李可灼罪责难逃，而方从哲千方百计予以回护，难免有同党合谋之嫌疑。
郑贵妃进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但是他作为政府第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给事中惠世扬就这样指责方从哲：“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朱常洛）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仪执争，（方）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方）从哲何心加曲庇”云云。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的境地。
幸亏内阁次辅韩［火廣］上了一个奏疏，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与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了韩［火廣］的说法，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不过，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所扮演的脚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
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他无关，其实不然。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极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仅仅坐了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郑贵妃的疑点却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化。她在被迫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以后，把赌注押在李选侍（明熹宗朱由校的养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疼爱长孙，命李选侍抚养。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驾崩，册封企图落空。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由于杨涟等大臣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这些事情为理解“红丸案”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第八章 “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
所谓“阉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
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政治现象，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丑恶暴露无遗。
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颇有反感，只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