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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朱常洛得知郭正域因“妖书案”被诬陷，十分焦虑不安。郭正域曾经当过他的讲官（老师），深知其为人，多方为之鸣冤，又传话给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饶得我，即饶了郭先生吧！”后来还是陈矩鼎力平反，郭正域才免遭陷害。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郭正域）坐妖书系狱，九死不悔，可谓骨鲠之臣。”
“妖书案”迟迟无法侦破，东厂、锦衣卫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加紧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厂缉获一名可疑男子噭生彩，据他的供词，其兄噭生光有重大嫌疑。锦衣卫立即逮捕了噭生光及其儿子噭其篇，并在他家中查获罗纹笺写的手稿等物证。噭生光是一个秀才，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虽然与“妖书”无干，办案官员却如获至宝。接着又把为噭生光刻书的刻字匠徐承惠抓来作为证人，他招供曾为＃＃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及“妖诗”一版。掌管锦衣卫的王之桢武断认定噭生光就是“妖书”的作者。
于是厂卫与政府高官遵旨会审，噭生光屈打成招，获得了以下口供：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怀疑是皇亲郑家（郑贵妃家属）指使，意图报复。在刻了“妖诗”及《岸游稿》以后，再刻《国本有关》，命其子连夜散发，以为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
其实，这是噭生光的“自诬服”，是逼供信得到的虚假供词。参加会审的官员却认为“噭生光前作妖诗，继播妖书，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皇帝也以为此案可以了结，要三法司尽快定罪。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尚书萧大亨把三法司拟定＃＃生光“论斩”的结论上报皇帝，皇帝以为太轻，要求从重拟罪。萧大亨心中有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论斩”已经过重，不敢法外擅拟，请皇上定夺。万历皇帝急于结案二便亲自走罪：凌迟处死，再枭首示众。理由是：“噭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
就这样，无辜的噭生光被糊里糊涂凌迟处死，然后枭首示众，他的妻妾、儿子都发配边疆充军。
噭生光成了“妖书案”的一个替死鬼。就连沈一贯、朱赓对“妖书”出于噭生光之手也难以置信。他们曾就此案向皇帝表明：有关噭生光的证据，“空洞繁言，无足推求事实”，“含糊难明”。
然而参与会审的官员却振振有辞，不过他们的定案有如儿戏。据《先拨志始》记载，参御史余懋衡向众官员宣布他定罪的依据是：“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造的。‘在场的人听了莫不匿笑。此话传到宫中，皇帝听了也为之绝倒。据《罪惟录》记载，另－个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为了急于了结此案，曾厉声对嗷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听了这样的诱供，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以后也不再翻供。他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已矣，如一移口，诸臣何处乞生？“冤案的真相已经跃然纸上。
噭生光虽然是一个落魄文人，屈打成招后，却口还有一点骨气，始终没有顺从厂卫及三法司官员的意图，随意攀诬他人。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在向皇帝汇报时，承认皇上要追究幕后主使人的旨意难以实现，无可奈何地说：”（噭生光）忍刑辗转，书内词名一字不吐。“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噭生光证佐已明，忍刑辗转，未吐同谋主使真情。“刑部尚书萧大亨想讨好皇上，再三诱使噭生光扳扯”同谋主使之人“，噭生光拒不服从，抗言道：”我自为之，谁为主使？“在会审时，萧大亨把写好的纸条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脱（噭）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噭生光死后，舆论界普遍认定，”妖书“并非噭生光所作。当时的野史都提及这件事：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赵士桢一向慷慨有胆略，”妖书案“发后，杜门不出。据说，噭生光凌迟处死后，赵士桢精神错乱，屡次梦见噭生光索命，一病不起。临死前，他自己透露了这一秘密。又传闻，赵士桢临死时，”肉碎落如磔“。所谓”肉碎落如磔“云云，当然是民间关于因果报应的街谈巷议，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过，由此也折射出舆论的导向：噭生光死得冤枉。
稍微冷静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判断，一个落魄的秀才，如何能写出这篇涉及”国本“的政论文《续忧危竑议》！能撰写此文者，非得熟悉宫廷内幕及官场上层动态不可，区区生光断然无此能耐。
当然，”妖书“是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透露出来的政治动向。显然，”妖书案“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政治的晴雨表，反映出朝野上下对于皇太子地位不稳的一种忧患意识，力图以曲折的形式表明舆论的压力，迫使郑贵妃不敢贸然废太子。这恐怕是朝廷大多数官员的愿望，包括一部分参与会审的官员在内，都不愿在此案中株连无辜的所谓”主使人“，而铸成大错。既然抓住了噭生光，又有刻字匠为人证，案犯又供认不讳，此案便草草了结，是无奈中的上策。对于皇帝来说，真犯究竟是谁并不重要，把”妖书“舆论压－卜去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对于噭生光的处理，他不同意论斩，偏要凌迟以后再枭首示众，着意要造成一种威慑气氛，使后人不敢再在郑贵妃的问题上说三道四。
”妖书案“虽然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了结，但是它的政治后遗症，却－长期持续。上层官僚的派系门户之争愈演愈烈，沈一贯一派与沈鲤一派的矛盾浮出水面，由暗而明。此后的”梃击案“、”红丸案。“莫不如此，拉帮结派，以此为话柄，互相攻击。正如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所说：”光庙（朱常洛）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万历）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主名立矣。“
第二节 梃击案
”妖书案“过后，宫中稍稍安定。万历皇帝盼孙心切，鉴于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后无子，特地下旨多选淑媛，伺候于太子左右。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选侍王氏生了个儿子（就是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朱常洛有了儿子，意味着万历皇帝有了长孙，照理境况应该有所好转，其实不然。
自从他移居慈庆宫后，与居住于景阳宫的生母恭妃王氏几乎等于隔离。虽然万历三十四年因长孙诞生，恭妃王氏被册封为贵妃，但王贵妃与郑贵妃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等到她病危时，朱常洛才得以前往景阳宫探望母亲。但见宫门紧闭，一派门庭冷落的景象。王贵妃大约是常年思念儿子的缘故，眼睛已经近乎失明。她听到儿子的声音，用手抚摸着，凄楚地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听到母亲的心酸话，泪如雨下。这时屋外有郑贵妃派来的人在偷听，王贵妃若有所闻，对儿子说：”郑家游人在此。“两人只好默然相对。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恭妃病逝。死去的王贵妃的境遇，折射出活着的太子朱常洛的景况。王贵妃安葬一年之后，朱常洛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说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时依然岌岌可危。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个名叫王曰乾的武弁（锦衣卫百户）告发：奸人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皇太后、皇上、皇太子），用新铁钉四十九枚，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
万历皇帝获悉后，愤怒不堪，责怪内阁首辅为何事先没有报告。内侍太监听到皇上问话，便把早已递进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奏疏交给皇上。其实叶向高已经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议：
为皇太子考虑，皇上应该冷静处理此事：如果大张旗鼓，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反而使事态恶化，那么”其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