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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元光二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直至征和二年李广利兵败郅居水，武帝凭借文景时期几十年积蓄的巨额财富，调动数十万大军及无数民役，连续向匈奴发动大规模进攻，穷追猛击匈奴四十多年，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终于将匈奴的势力逐出漠南，彻底扭转了汉匈战争的局势。武帝在北境与匈奴激战的同时，又广开三边，拓土开疆，东征朝鲜，南伐两越、通西南夷，西击羌族，大小之战不计其数，军费支出更是骇人听闻。仅在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后，对有功将士奖赏的黄金一次就高达五十多万斤，相当于当时汉政府全年的收入。除战争之外，武帝广修宫殿，大置苑囿，四处巡游，寻仙觅药，封禅祭祀等等，挥霍了无数的财富。为了弥补日益空虚的国库，武帝采取了更改币制、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各种新财政措施以扩大政府收入，虽然号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实际上所有沉重的负担最后只能转嫁到百姓身上，致使百姓大量破产流亡，农民暴动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武帝重用酷吏，派“直指绣衣使者”分赴郡国，督促地方大员残酷镇压；又作“沈命法”，规定太守及属下官吏如不能发觉并及时镇压农民暴动者全部处死。郡国官吏害怕因镇压不力而被诛杀，都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致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如此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武帝并不是没有察觉。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武帝已经认识到要想稳定统治，光靠严厉镇压是不行的，还必须施以仁政，给百姓以喘息之机。但是，武帝最初并不准备在其有生之年改弦更张，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宽厚的卫太子的身上。武帝曾对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四夷侵陵中原，朕不更改制度，后世将无法可循；不出师征伐，天下将不得安宁；为此不得不劳扰百姓。后世之主要是沿袭朕之作为，难免重蹈亡秦之迹。太子敦厚好静，必然能安定天下，不使朕忧愁。若要是论遵守成法之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武帝当时并没有下定决心更改政策，对四边的用兵，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也没有显示出停止的迹象，就是在漠北大决战，匈奴远遁大漠之后，依然数次派遣大军远征，保持着凌烈的攻击势头。所以，当卫太子劝阻父亲不要继续用兵之时，武帝笑着回答：“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进入征和年间之后，年老多病的武帝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政策，“巫蛊之祸”的发生彻底打乱了他的布署。当时人们认为以巫术诅咒或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这种方法被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以巫蛊之术诅咒武帝，下狱处死。从此，全国陷入追查所谓巫蛊的恐怖浪潮之中，前后屠杀有数万人之多，连武帝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等显贵人物也因为巫蛊被诛杀。次年，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因与卫太子有私怨，见武帝年老多病，唯恐太子即位后被杀，于是以治巫蛊为名在太子宫中掘木偶人。结果太子被迫发动兵变，诛杀江充，兵败后自经而死。等到事后武帝醒悟巫蛊之事纯系子虚乌有时，但太子已死，大祸铸成，悔恨晚矣。第三年，武帝晚年颇为信任的将领李广利统兵出征，兵败后投降匈奴，七万多人全军覆灭。这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汉军所遭受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对于连续经历巨大打击的武帝刺激之深，不难想见。
在经过一系列这样重大的变故之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定亲自实行这一转变。征和四年春，武帝应群臣的请求，斥逐为他寻求仙药而糜费无数财富的方士，已经显示出即将实行重大转变的消息。恰好在六月，桑弘羊上奏请求在轮台屯田。虽然早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李广利征服大宛后，班师途中顺道灭轮台，汉朝就在轮台置使者、校尉，屯兵数百人垦田，修筑亭障，作为供应汉与西域使者给养及经营西域的基地。此次桑弘羊所请仅是增加在轮台屯田士卒的数量，继续扩大轮台原有屯田的规模，扩建亭障。尽管屯田与修建亭障所需士卒远不能与调集大军出征相比，但是武帝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还是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奏请，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就是著名的“轮台诏”。
武帝在诏中沉痛地自责多年来连续对匈奴用兵，“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指出远田轮台，修筑亭障，又将耗费巨资，扰害百姓，表示今后再也不忍听到这类建议。申明从今以后不再出兵征伐，严禁苛暴虐民，禁止擅征赋役，推祟本农，重修“马复令（一种优待民间养马者的法令）”，鼓励民间继续养马，只需保持必要的武备而已。同时，武帝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示思富养民的诚意；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被称为“代田”的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轮台诏”的颁布很快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遍于各地的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下来，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初步得到缓解，对匈奴也不再复议出兵之事。三年之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怀着平静的心情，安祥地告别了人世。在临终前二天，武帝立八岁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辅政。霍光是武帝爱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人谨慎，处事稳重，深得武帝信任。他没有辜负武帝的临终重托，精心辅佐年幼的昭帝，忠实执行武帝晚年制定的政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终于将已经濒于崩溃边缘的政治局势稳定下来。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扬武帝晚年勇于改过，委派辅政大臣得人，所以才能使“有亡秦之失”的西汉王朝免于“亡秦之祸”。宣帝即位后，继续遵循武帝的遗训，宽徭薄赋，与民休息，迎来了被史家称为“宣帝中兴”的再度繁荣局面。
二、匈奴内讧与重议和亲
武帝“深陈既往之悔”的“轮台诏”，不仅对稳定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汉匈关系的重新调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武帝时期长达四十多年的汉匈战争中，汉匈双方都蒙受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匈奴的损失更为惨重，在汉军连续多年的沉重打击之下，曾经纵横大漠之上的精锐甲骑损失严重，人口、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势力更加趋于衰弱。虽然在征和四年，狐鹿姑单于怀着降服李广利的喜悦之情遣使至汉，强硬地要求汉朝继续履行和亲故约，遣汉女出塞，广开关市，每年奉送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否则就以刀兵相见。对于匈奴这种无视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狂妄态度，武帝付之一笑，没有理睬。实际上，此时匈奴远遁于自然条件不及漠南优越的漠北地区，自顾尚且不暇，并无实力继续大规模侵略汉朝边塞。狐鹿姑单于见虚言恫吓没得到任何实际利益，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汉廷复议和亲之事。
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狐鹿姑单于没有来得及与汉商议和亲就重病缠身，临终前忧虑其子年幼，不能治国，遗言命其弟右谷蠡王为单于。单于去世后，颛渠阏氏（单于正妻）与卫律合谋更改单于遗命，立其子左谷蠡王为单于，即壶衍鞮单于。左贤王（狐鹿姑单于子）、右谷蠡王因不得立，心怀怨恨，于是率部众分归各自辖区，不肯再至龙城聚会。匈奴最高统治层因争夺单于之位公开发生分裂，开启了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大规模内讧，五单于争立的政治纷争。
壶衍鞮单于年少初立，母亲行为不正，族内又发生严重分裂，因此非常害怕汉军趁势攻击，于是在始元六年（前81年），将被扣压在匈奴十九年的汉使苏武等人送归汉廷，试图缓和与汉的敌对关系，以表示和好的善意。尽管匈奴自单于以下各级贵族都有与汉和好的想法，但对于丧失阴山以南一大片水草丰润的土地毕竟是于心不甘，掠夺财富的欲望也不可能完全断绝，特别是武帝晚年宣布不再出兵远征之后，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于是匈奴骑兵又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