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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出现以后，赋税使农民的生存更为艰难。他们不可能积攒财产，只能寄望于孩子，与之一起劳动，并在年迈时依赖其赡养。
商朝文明
文明在近东始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始于公元前20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著名文明是商朝文明，传统上定代为前1766－前1122年，而现在据大多数学者认为则要略晚一些；目前提出的年代范围介于上述年代与大约前1500－前1000年之间。商朝以前是朦胧不清的夏朝，传统上定代为始于公元前22世纪。直到最近。这一朝代都被认为是传说时期，但那个时期的几座城市或曰大镇已被发掘出来，这些城镇后来成为商朝的辖区，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美丽的青铜器。所以青铜时代的文明确曾在华北中部繁荣过，而且它充分标明了夏朝的存在（关于中国文明的黎明，见巴纳德，1972年；张光直，1986年、1977a、1979年、1983年；郑德坤，1960年；古德炜，1978年、1983年；李济，1977年；保罗。惠特利，1971年；威利特，1965年）。
最近在满洲南部进行了更令人惊奇的发掘。在这里，大型的村落、具有相当规模的庙宇、形形色色的精美艺术品以及高水准的玉雕，表明红山文化是处于萌芽期的文化，甚至比夏朝更早［方滇川（音译）与魏凡（音译），1986年；郭旭（音译），1986年；孙守道与郭大顺，1986年］。那里的资料把我们带回到公元前3500年以至更早的时候；大村落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与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国家一样早（这些城邦国家在那时却更为先进一些）。这一文化繁荣所在地区，是历史上操阿尔泰语系者（通古斯人、朝鲜人及其他人）居住之地，因此在我看来，好像它是非中国文化，肯定不同（不过有所关联）于夏朝由以产生的华北中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无论如何，在龙山文化区内发现的大市镇，表明红山文化并非孤立，因此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仍有许多要探究的。
虽然没有属于商朝的历史记录或长篇书面著作，但我们确有大批文献，大部分是刻在胛骨和龟甲上的著名甲骨文。商朝的占卜，就是把这些东西加热至裂开后再根据裂纹以定吉凶，几乎和今日有些地方的占卜一模一样。由于问题和答案均用复杂的字样刻在龟甲兽骨上，这种字体现已能释读，我们因此获得了商朝生活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王宮中主要事务的精彩记录。在这些事务中，狩猎与星象最为突出。
商朝文明创造了辉煌的艺术品，尤其是铸造出了青铜器，建造了大城市。商朝地处中国的心脏地带，从黄河中游起，北近北京，东入山东，南达江西。商朝实际统治的地域，从华北平原沿黄河上溯到洛阳西北的三角形低地，地当枢纽，位置重要，可能是发掘物最丰富和城市最大的地区。这一区域的中心是历史名城洛阳和郑州。商朝早期都城在洛阳附近被发掘出来，而郑州事实上复压在商朝都城之上（可能是隞，处于该王朝中期），该都城位于现代郑州的一块大得惊人的地区之下，包括人民公园与中心市场地区。在市场上，人们仍可以发现很多脆弱易碎的、浅灰色的粗沙质陶制水壶，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与商朝的那些陶制水壶毫无差异。它们现仍是普通厨具，适用于当地烹调，非常理想，所以无需改进。商朝都城后来北迁至安阳附近的小屯，商朝在这里建造起最后、也是最壮观的首都－－殷。文明的周边地区，从河北直到山东、江西，文化上各具特色，显示出其他王朝在当地统治的烙印（张光直，1979年）。
商朝文明依靠许多品种的粟和稷，也依靠稻子、小麦和大麦。略有一些二熟制的迹象，大概是粟，因为原始品种的稻子生长季节很长，不容复种。在商朝时期，中国比现在更温暖湿润；大象、貘、犀牛以及别的热带与亚热带动物群活跃在中部平原。然而气候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足以允许稻子在湿地或灌溉区以外生长。该区域如今每年降雨20－－25英寸，而黄河周围的中心区则降雨20－－30英寸；旱稻在每个生长季节需要大约80英寸或更多的雨水。很显然，即使雨量再增加一倍，也不会允许水稻生长，何况该地区在商朝也没有过那么多的雨水。有一些迹象显示了商朝的灌溉，同时也不缺少对撒播稻种堪称理想的河塘。很有可能使用了一系列技术，从简单地往天然水坑撒种，到在积水低草地耕种，再到实际灌溉准备好的稻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教科书频繁提及商朝的旱稻栽培，实属谬误。
除了谷物以外，我们还了解商朝饮食中的肉类。猪、狗、鸡、绵羊、山羊、牛和马早就可以获得了，此外，水牛（据说是本地种，现已灭绝）也开始被驯养。大卫神父鹿（Elaphurus）的骨头是如此常见，表明这种动物也已被驯化（李济，1977年）。狩猎规模大，人们用网捕捉各种猎物，从象、犀牛到兔子与鹿。各种鱼和龟都被食用。剔去了肩胛骨和甲壳的献祭动物大概是捆起来放进炖锅的。商业为该地区带来了一些外传的手工制品；华中是龟的出没之地，而且有些种类的龟被查明原产于华南。海贝与鲸骨则表明了与沿海的贸易。
人们肯定会猜想，素食同样也是多样化并经过筛选的，但商朝遗址中植物遗存的公布与分析很不全面。殷墟的植物资料在进行分析之前就被毁于二战之中（李济，1977年）。周初的文献遗存证明了对素食的广泛熟悉，我们理应推想这些素食源自商民，并且可能反映了自那时起并无变化的状况。有必要进行考古方面的研究，并对甲骨文进行最新的分析。甲骨文提到了“麦”（可能这个字也涉及大麦）、“黍”和“粟”、稻、秣，以及几种重要的食物性树木：栗、桑（主要用于丝绸生产）、杏和枣。“果”字和“采”字已定形（吉布森，1937年）。所有这些字在商朝的书写中都是可以识别的象形文字。杏树的记载让人费解：一般认为，杏的栽培源自西亚和中亚，而中国却有它自己的杏种－－“梅”（Prunusmume，通常错译成“plum”）。但在商朝字体中并未出现梅，却出现了杏。高粱在甲骨文中未提及，尽管有些出版物意见相左（安德森与保罗·布尔，稿本；哈格蒂，1940年）。
属于商朝的食器和酒具很多。但巴纳德和佐滕保（音译）（1975年）对它们的独断评论迟早将被推翻（也见张光直，1979年）。他们断定青铜器是在商朝中心地区发明，与合金于较早时在近东的发明无关。
在对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中，有关食物的主要结论是：（1）食物的配制和供应仪式化、规范化和复杂化；（2）礼仪是一桩至关重要的大事；整个文明的福祉显然被认为依赖于献祭及其他仪式的规范化，这意味着器皿和食物的正确排列尤为重要。现代中国的参拜仪式（“拜拜”）延续了这一传统，但显然没有商朝仪式精细缜密。（3）酒对商民是很关键的（“酒”－－在现代汉语中为“含有酒精的液体”－－是指早期历史时代的淡酒或发酵酒，而非通常翻译的葡萄酒）。他们有酗酒者的名声，而根据《书经》记载，其周朝继承人制定了很多法令专门反对酗酒，以免自己的王朝重蹈商朝覆辙，他们将商朝的灭亡归咎于其纵酒过度。这个故事得到了保存下来的大量饮酒巨器的印证。根据传说，商以前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拥有“酒池肉林”－－‘肉林“意谓以干肉条悬挂成林。
食物似乎分为”饭“（”grainfoods“）和”菜“（”dishes“）；大概另有一个类别是点心（张光直，1977b，特别是第23－51页）。饭的典型形态为一种稠粥，是被煮熟或蒸熟的；菜则通常是丰盛的羹。烤熟和炙熟的肉可能也很常见。除了食物性作物外，作为纤维的麻和丝也很重要；别的纤维植物也可能被栽培了，因为我们知道在随后的朝代里有一些这类植物。
商朝的耕作技术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耕作技术并无重大差别。尽管青铜时代已经开始，从而在大小和精致方面为金属制品带来惊人的增长，但农具仍用石头、骨头和木头制作，并局限于简单的镬、刈刀、锄、铲、镰刀、杵、和臼等。大的镬可能被拖着当原始的犁来用。鱼钩、网和石镞－－富人有青铜镞－－也是食物获取系统的一部分。水利灌溉似乎被大批的沟渠所证实，即使小屯的沟渠是城壕，它们也表明了对开沟引水技术的充分了解。稻子作为主要农作物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