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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改革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是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这位开明、强干的领导者在担任苏共总书记后，以他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改革新政对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甚至能与彼得大帝的改革、列宁的十月革命等相媲美。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终于对越滑越快的改革列车失去了控制，由中央集权趋向政治民主的强大进程，将其始作俑者也无情地撞倒了，戈尔巴乔夫成了一个伟大的过渡者，“世界第一公民”不情愿地引退了。1991年12月的阿拉木图会议正式宣告了有七十余年历史的强大国家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叶利钦实施了较戈尔巴乔夫更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与西方在政治上结盟，搞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使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时又一次经历着艰难的抉择和痛苦的巨变。
处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文学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一向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结合密切的俄罗斯文学，在每个社会变革的关头都会成为政治纲领的传声筒、社会舆论的代言人。在改革时期，它又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来了，作家们纷纷撰文、演说，投入到“俄罗斯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中去，各种文学报刊大都成了政治论坛。与此相适应，文学生活空前地自由化了，作家们第一次感到可以真正地畅所欲言了，他们或评判历史或针砭现实，或攻击他人或陈述自我，尽情地发泄了一通，但发泄之后却往往是一种别样的虚空。文学的政治化和自由化，对于社会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但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却未必有利，似有一股强大的力，吸引文学列车偏离它自己的轨道。作家们静不下心来专注于创作，“纯文学”的作品也似乎生不逢时，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事实上，在这近十年间，也确实没有出现多少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真正的文学新作。
在这种背景下，回归文学和侨民文学便赶来填补空缺了。当然，这类文学之所以得以“回归”，也正是社会和文学自由化、民主化的结果。所谓的“回归文学”，是指那些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禁，如今却得以发表的作品。这些激起热烈反响的作品，有些是著名作家在此之前创作完成却一直未见天日的作品，有些是发表后即遭批判而迅速被禁的作品，还有些提早已在国外发表并引起反响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被禁，大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因此，它们在政治宽松的年代中回到读者手中，似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不仅满足了读者的种种好奇心，它们反过来又对社会民主化的过程起着某种促进作用。在回归文学热中，有一个现象也是引人注目的，即俄罗斯侨民作家及其作品的回归。在二十世纪，由于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甚至是家庭的和个人的原因，一大批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侨居国外。他们在俄罗斯境外继续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改革时期，他们的作品得以在俄罗斯境内发表。“侨民文学”应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在时间上应是与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大体等长的，但只有在改革时期，侨民文学才第一次体面地、甚至是炫耀地返回了祖国，并被纳入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长河。
随着文学生活的政治化和民主化，俄罗斯作家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激烈化了。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倾向，即重视斯拉夫传统和主张西欧化的两种倾向，从彼得改革时期的宫廷斗争，到十九世纪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都是这两种倾向的对峙。这也许是地跨欧、亚大陆、夹在东西文化之间的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难以调和的一个二律背反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也渗透进文艺界，较近的体现就是《新世界》和《十月》之争。在改革时期，这种争论日趋激烈，一派作家以支持改革为旗帜，大骂保守派，称他们为“改革的敌人”；另一派虽不公开与改革为敌，却看不惯他们视为“投机者”的前一派作家，认为他们是民族传统的敌人。两派作家扬矛举盾，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似乎连文学的老本行也淡忘了。苏联解体前，自称为“支持改革作家联盟”的“四月派”和以俄罗斯作家联合会为基地的“乡土派”，分别是两种倾向的代表。随着苏联的解体，各种引起争论的预测已纷纷沉淀为现实，作家们的争论也就渐趋平息了。
与热衷争论，又善于争论的老一代作家相比，战后出生的一批年青人似乎更热衷于文学本身。他们的“先锋派诗歌”和“另一种散文”，都表现出一种走纯文学道路的倾向，他们的追求，既是对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隔代对接，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同时代文学潮流的一种顺应。
第二节 回归文学
在1985年苏共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在他的改革方针的指引下，社会生活出现了又一次的、规模更大的“解冻”。在文艺界，一批先前遭禁的作家及其作品，重新面世 （有些是初次面世），读者争相传阅，社会广泛议论，一时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回归文学热。
其实，要论起此类文学的回归，这并非第一次。早在解冻的时期，一大批在三十年代末和战后被无辜镇压、其作品也被禁止流传的作家就纷纷地被恢复了名誉，一些作品也得以再版。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回归热之前，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巴里蒙特等人的诗就已经流传甚广了，巴别尔、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也已有出版。然而，就回归的规模和影响而言，静悄悄的第一次回归是难以与八十年代的这股汹涌的、似乎要淹没一切的回归潮相提并论的。
回归热首先出版在各文学期刊上。1986年，《旗》杂志率先登出了普拉东诺夫的《初生海》和别克的《新的任命》，揭开了回归潮的序幕。接着，各大文学报刊几乎没有例外地腾出大量篇幅介绍被“封存”的作品，如：古米廖夫的诗作以及“白银世纪”其他诗人的诗歌，曾引起广泛的社会批判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斯提尔纳克）、《我们》（扎米亚金）、《红木》（皮里尼亚克）以及左琴科的作品，先前被审查机关“压扣”的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等，再加上众多“回归祖国”、“被译成俄语”的侨民文学作品，一时弄得俄罗斯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若就这些作品的写作年代来看，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可分别归入不同阶段的文学中去，但它们又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集中面世的，故又可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现象。
普拉东诺夫 （1899—1951）是较早被重新“发掘”出来的一位作家。普拉东诺夫开始创作较早，曾受到高尔基的扶植。他独特的语汇、迷一般的潜台词以及对现实表面稚拙，实则入木的观察，使他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既显得独树一帜，又显得格格不入。三十年代初，他的《有好处》等作品受到批判，此后一直未能自如地发表作品。他的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切文古尔镇》（1929）、《基坑》（1930）和《初生海》（1934）都是在八十年代下半期首次发表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写一群满怀理想和壮志的革命者在十月革命后来到偏僻的小镇切文古尔，试图建起一座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终未能实现。《基坑》写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建设运动，在某城，人们决心为全城的无产阶级建造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厦，于是他们开始不知疲倦地挖一个巨大的基坑，白白地耗费着体力和精力。《初生海》写某国营农场为解决用水问题，在一个海拔低于二百米的平原上大动干戈，准备挖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