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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实主义文学
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达到其顶峰。进入二十世纪后，这一文学仍在持续发展。此时，许多俄罗斯文学的大师纷纷逝世，只有托尔斯泰、契诃夫和稍后开始创作的柯罗连科仍屹立文坛。他们的创作，既构成了俄罗斯批判现实文学一个完满的尾声，同时又是新世纪文学一个辉煌的开篇。
在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文学创作的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到十九世纪末时已完成了他的三部主要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但托尔斯泰是一个跨越世纪的文学巨匠，这不仅是就其史诗巨著的恒久影响而言的，同时也是就托尔斯泰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积极的创作活动而言的。至1910年11月7日在铁路小站阿斯塔波沃病故，托尔斯泰在二十世纪中生活了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托尔斯泰不懈创作，继续着他的道德探究，继续着他试图用文学拯救人类灵魂的努力。他晚期的重要作品有：《舞会之后》、《活尸》、《哈泽·穆拉特》等。发表于1899年的长篇小说《复活》，可视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绝唱，也可视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是托尔斯泰长期艺术探索的总结。《复活》的情节是这样的：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在作客亲戚家时诱奸了“半是养女，半是家婢”的姑娘卡邱霞·玛丝洛娃。玛丝洛娃后沦为妓女，并被诬告犯有谋杀罪而受审。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团的一员，认出了玛丝洛娃，同时也“良心发现”，为营救玛丝洛娃而奔走，营救失败后，又随遭流放的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并向玛丝洛娃求婚。在为玛丝洛娃奔走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一场灵魂的变革，决心反省过去的一切罪恶，为善和仁爱献出自我，他终于“复活”了自己的人性和良知。目睹聂赫留朵夫作所的一切，玛丝洛娃也深受感动，她虽然“爱上了”聂赫留朵夫，但还是拒绝了他的求婚，她嫁给了民粹派活动家西蒙松，决心重新开始生活。她也“复活”了。然而，小说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描述了男女主人公灵魂“复活”的过程。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活动，广泛描述了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法庭、教会乃至整个国家机器和全部的社会道德的虚伪性都作了无情的批判，撕下了社会的“一切假面具”。
与《复活》一样，托尔斯泰在二十世纪的创作都充满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他的剧作，他的中短篇小说，他的政论，都不再是孤立的文学作品，而是托尔斯泰道德主张的艺术阐述，是其政治思想的传声筒。列宁在概括托尔斯泰的后期创作时曾说：“他的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这是托尔斯泰晚期创作的一大特征，也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二十世纪的延续。
与托尔斯泰共同步入二十世纪的另一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是契诃夫 （1860—1904）。他在二十世纪的创作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四年，但他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乃至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在二十世纪，契诃夫又发表了《出诊》、《新娘》等短篇名著，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从而成为俄罗斯文学中唯一一个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登世界文坛高峰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所体现出的简洁、含蓄、细节描写、抒情风格等特征，为后人所称道，所摹仿。著名学者是巴思在他出版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现代短篇小说论》一书中，曾将契诃夫和莫泊桑并称为“支撑现代短篇小说整体结构的两支柱子”。
这一时期，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他在二十世纪写作的《三姐妹》、《樱桃园》等剧作，是世界戏剧史中的经典之作。《樱桃园》通过象征贵族阶级遗产的樱桃园最终被拍卖的这一过程，揭示了以樱桃园女主人郎涅夫斯卡娅为代表的没落贵族阶级与暴发户罗巴辛为代表的新兴资产者之间的斗争。该剧临终时，砍供樱桃树的刀斧声从远处传来。这声音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叹，又是一种无情推进的步点。新、旧生活交替和碰撞的特定关头，在契诃夫的戏剧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和诗意的渲染。
柯罗连科 （1853—1921）是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文坛上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去世后，他成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领袖。除了他在逝世前夕完成的四卷本自传体小说《我的一个同代人的故事》外，柯罗连科二十世纪创作的作品大多为篇幅不长的中短篇，如《瞬间》、《火光》、《俘虏》等。在这些作品中，柯罗连科继续其一贯的风格，其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洋溢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专制制度充满仇恨，对人民的反抗意识热烈赞美，对俄罗斯美丽的大自然和俄罗斯人真诚的天性作了诗意的描绘。他很少以冗长的语言和较大的篇幅来描写情节、场景和人物，而善于以寥寥的数笔传导出神韵，具有极深厚的艺术功力，其风格影响到了不同倾向的众多作家。在柯罗连科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综合。他曾在创作理论上倡导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他对大自然的艺术处理，往往带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抨击，同时也有对人民力量和民族未来的热烈信念。这一切，使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高尔基就曾将柯罗连科尊称为自己的“老师”。柯罗连科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伯罗斯文学之间一位重要的桥梁，其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文学史家所意识到。
与上述三位大师一同坚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还有许多作家，他们之中最为出众的，是蒲宁、库普林、扎伊采夫、魏烈萨耶夫、纳德松、迦尔洵等人。这一批作家创作的主题和艺术风格都不尽相同。蒲宁和扎伊采夫多以俄罗斯的乡村生活为对象，展现出诗意的、同时又让人悲哀的生活现实；纳德松和迦尔洵分别以诗和小说为体裁，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迷茫、悲观的真实心态；魏烈萨耶夫和库普林则在对现实的客观描写中发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力量。能将这些作家统一起来的，是对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社会态度上，他们都程度不同地继承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荣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他们各自在创作中作出了新的探索。他们的创作，不仅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在新世纪中的延续，而且也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身。
第三节 象征主义文学
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形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是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而出现的，同时，这一现代文学潮流的出现，又是俄国社会当时内部的和外部的、社会的与文学的等各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在经历了始自彼得大帝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后，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地道的欧洲国家。俄国的知识阶层和文化阶层，大都受过欧式、主要是法式的教育。在文化、精神生活领域，俄罗斯与整个欧洲是相通的。惯于向欧洲出口精神产品的法国文化，在两世纪之交时分把象征主义输出至欧洲各国，俄国自然也要受其影响。后来成为俄国象征主义主将的许多人，都曾在法国受过艺术熏陶。因此，当象征主义文学兴起之后，俄国文学家便有意于把这朵奇葩嫁接到俄国文学的躯干上。
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风云变幻，重大的历史事件相继爆发，使人震惊，也叫人迷茫。当时的思想界、艺术界弥漫着一种浓烈的世纪末情绪，从哲学到文学，从宗教到艺术，都在为寻求命运药方而努力。探索的道路不同，最后的答案也不相同，但那种迷惘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