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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的诗就已蜚声诗坛。但由于他的诗多以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为描摹对象，与轰轰烈烈的外部世界总是不大合拍。早在四十年代末，帕斯捷尔纳克就开始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直到1956年才最终完成。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尤里·日瓦戈大夫，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他短短四十年的生涯中，经历了许多社会的大变动，从一次大战、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些大变革中，他每每为社会的进化、自由的释放而欢欣，又为一次次的暴力和流血而痛苦，他个人的一切，包括家庭、事业、爱情等等，更是被时代的巨大脚掌所——践踏。有评论说，《日瓦戈医生》的主题，就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也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命运的问题。作品完成后，帕斯捷尔纳克将其投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认为作者对十月革命所持的态度有问题而未予发表。1957年，该小说的意译本率先在意大利出版，引起轰动，并立即被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帕斯捷尔纳克热。195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又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这一切，却激怒了苏联官方和俄罗斯文学界的领导，他们将帐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视为西方阵营“一次敌意的政治行动”，认为作家对国家、革命和人民心存不满。10月27日，苏联作协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维埃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乎与进步的背叛行为”而将他开除出作协；官方也警告作家，如出国领奖，将永远不得再回俄罗斯。国内的新闻媒介，也对作家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批判。迫于压力，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宣布放弃接受诺贝尔奖。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打击了帕斯捷尔纳克一人，同时也对趋向开放的文学设置了一个障碍。
第二节 奥维奇金派
1952年，一篇题为《区里的日常生活》的特写在《真理报》上刊出，它的作者是奥维奇金（1904—1968）。这篇作品大胆地揭露了农村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等阻碍生活的消极因素和阴暗面，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这在斯大林尚未逝世、苏联社会尚未解冻的当时，是让人震惊的，特写作者的勇敢也是让人钦佩的。在当时“无冲突论”盛行已久、人们渴望文学真言的背景下，这篇“准文学”的作品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人们称这篇作品是俄罗斯文学新春的第一只燕子，是反对文学上“无冲突论”的号角，是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
在《区里的日常生活》之后，奥维奇金又接连发表了几个续篇——《前沿地区》、《在同一区里》、《亲自动手》和《艰难的春天》。这五个特写的情节是连续的，地点是一致的，人物也是相同的，在秋雨连绵之际，区委第二书记马尔丁诺夫主持了工作，他从实际出发，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变落后的农村现状的新举措。但是，休假归来的区委第一书记包尔卓夫却竭力反对马尔丁诺夫的“改革”，他自认为“有功劳”、“有经验”，一切按老章程办，按上级的意志办，实际上，这是一个冷漠、保守的官僚主义者。在描写两位书记斗争的同时，作者以较多的篇幅展现了官僚领导统治下的乡村死气沉沉、贫穷落后的场景，这与文学中一直存在的歌舞升平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这几篇特写产生了超出文学范畴的巨大影响。1957年，这几篇特写结集出版，以第一篇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为总题。
在奥维奇金的鼓舞下，一批作家也开始以暴露和批判社会中、尤其是乡村中的消极现象为创作主题，他们被称之为“奥维奇金派”，该派的主要作家有特罗耶波尔斯基、扎雷金、沃罗宁、田德里亚科夫、卡里宁等，重要作品有特罗耶波尔斯基的《一个农艺师的札记》（1953—1954）、扎雷金的《今年的春天》 （1954）、沃罗宁的《不需要的荣誉》（1955）、卡里宁的《中等水平》（1953）和《月夜》（1955）、田德里亚科夫的《阴雨天》（1954）和《死结》（1956）等。
奥维奇金派有着基本一致的追求，他们的创作个性虽不尽一致，但还是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是作品内容上的一致。这批作家大都出生在乡村，对乡村生活十分熟悉，对他们自幼生活其间的那个环境，他们既感亲切又觉不满，因而提笔对其作如实的反映。他们的创作，是俄罗斯文学中乡村文学的传统在新时代中的延续，但在这新时代的乡村文学中，美景、抒情和忧郁的成份少了，平庸、沉闷和不满的因素多了。与其相应的，就是该派创作所具的对现实强烈的批判色彩。由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的俄罗斯乡村，一片萧条，大多数的农村官员，都是善于虚夸、搞形式主义、不关心农民利益的可恶的人物，乡村在他们的统管下，一日日地丧失生气，这一批作家直面现实的作法，使得有人将他们的创作称为新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批判乡村现实、抨击乡村中的官僚主义者时，该派作家逐渐地将笔锋探入了官僚主义者的内心，从而开掘出一片新的文学领地，开辟出“道德题材”这一新的文学潮流。这一倾向在田德里亚科夫 （1923—1984）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田德里亚科夫不仅描写官僚主义者冷漠的外貌，而且还扫描了其内心蜕变的过程。在《伊万·邱普罗夫的堕落》（1953）中，作者细致地剖析了农庄主席因受金钱的诱惑而逐渐堕落的过程。在《死结》中，田德里亚科夫为读者描绘了一个由传宗接代的官僚主义者结成的“死结”，面对这个结，你不知该与谁斗争，“没有敌人，也没有人有错”，但人的良心、人的道德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堕落。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田德里亚科夫继续坐在文学法庭上，进行着“良心的审判”，写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审判》（1961）中，一位老猎人目睹一高干在打猪时打死一个人，但他迫于压力，做了假证，让高干摆脱了审判，可他自己却从此摆脱不开良心的审判。《蜉蝣命短》（1965）、《惩罚》（1978）、《六十支蜡烛》（1980）等等，无一例外地是以人的良心、人类的道德为其探究主题的，有深刻的思考和忧患，其风格影响到六十—七十年代间的一大批作家，形成一个“道德文学”的热潮。
奥维奇金派在形式上也有相近的风格，他们的作品大多篇幅不长，多为特写、短篇和中篇小说。他们的作品，往往是记实与虚构的结合，故有人又称他们所采用的体裁为“特写小说”。为了与作品的内容、与作品所体现的现实相吻合，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也很简洁、朴实，以新闻体的记述给人以真实感，以无华的描写加重现实强加以人的沉重感。
第三节 《解冻》及其他
爱伦堡 （1891—1967）的第九十一本书《解冻》共分两部，分别在1954年和1956年首载于《旗》杂志，1956年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作品，尤其是其第一部，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轰动效应，因为它迅即、敏锐地反映了1953年冬至1954年春这一转折关头的微妙变化。故事以伏尔加河畔一工厂中的生活为背景，厂长茹拉廖夫有过光荣的过去，但他在专制制度下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他专横跋扈，缺乏人情味，他只关心死的生产指标，对工厂、工人、甚至家庭都十分冷漠。最后，在一个事故发生后，他被撤销了厂长职务，妻子也离开了他。与此同时，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即沃洛佳和萨布罗夫两位画家不同艺术风格、不同创作道路的对照。沃洛佳善于见风使舵，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热衷于给“先进生产者”画肖像；萨布罗夫则甘于寂寞，在绘画中执着地进行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可见，爱伦堡描写了社会的“解冻”过程，即官僚主义的失败，同时，也在呼唤艺术的“解冻”，在预示自由艺术、真正艺术的春天。在小说的结层，工厂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望着窗外的景色，面窗外是一派极具象征色彩的图画：“窗外是一片激动人心的情景。寒冬终于站不住脚了。马路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到处在流水。……到解冻的时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