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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马托娃（1889—1966）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位杰出的诗歌大师。早年，她作为阿克梅派的主将之一，曾以其优美而又深邃的抒情诗轰动过俄国的文艺界和社交圈。卫国战争时期，被疏散至塔什干的她，写作了受到前线将士欢迎的《勇敢》、《起誓》、《胜利》等诗。战后，她将陆续写作的一些抒情诗发表在 《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上，与左琴科的作品同刊一处。没想到，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决议中，她与左琴科一起受到批判，《列宁格勒》杂志因此被封，《星》杂志被勒令彻底整顿，阿赫马托娃也同样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日丹诺夫还在一个报告中说阿赫马托娃的诗是“除了有害，一无是处”，攻击女诗人“一半是尼姑，一半是荡妇，说得确切些，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这位女诗人一生中承受了太多的打击——两个妹妹自幼死于肺炎，前夫古米廖夫被处死，父亲因痛恨文学而不许她用家族的真姓氏戈连科，唯一的儿子列夫数次被关进监狱。但是，女诗人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安详地继续着她的诗歌创作，她在五十年代末与左琴科一同被恢复了名誉，但她比左琴科幸运，因为她在一直未放弃创作的基础上又比左琴科多了近十年的创作时间。她后期创作中有两部大型作品，一是《没有主人公的长诗》（1940—1962），是诗人对逝去的时代的审视，一是《安魂曲》（1935—1940），是诗人记叙她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队十七个月”等候探望儿子时的经历和思考。这些经典性的作品都是后来才发表的。但在这之前，阿赫马托娃的诗歌地位已非常巩固，在她的晚年，她曾被视为俄罗斯诗歌文化传统的化身，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布罗茨基就自称是阿赫马托娃的学生，并在受奖词中称阿赫马托娃与曼德里施塔姆、奥登等比他本人更有资格获诺贝尔奖。不过，阿赫马托娃的国际声望早已被确立，1964年她曾获意大利的“塔奥米诺”国际诗歌奖，1965年又获英国牛津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对左琴科、阿赫马托娃等人的批判，对文艺的行政命令控制手段，扼杀了文坛的生机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使文学步入了低谷。与此同时，另一类平庸的、歌功颂德式的作品却大受鼓励，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倾向泛滥。在戏剧这一最需要“冲突”的文学体载中，也把戏剧冲突定型为“好的与更好的”、“先进与更先进”的冲突。以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等为代表的大多数战后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往昔战场上的英雄和今日劳动中的模范，他们在歌舞升平的环境顺利地建设着共产主义，到处是荣誉和富足，作品中的矛盾也大多为英雄们时而不小心流露出的一点自满情绪等等。在诗歌中，对现实和领袖的歌颂更为直接，是标准的“颂歌体”。总之，战后的文学在错误的理论的引导下，在违反文艺规律的行政命令方式的操纵下，已步入一个误区，创作上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这种文学风气，一直持续到社会和文学上的解冻时斯的开始。
第五章 解冻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在苏联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领导人的交接，往往意味着时代的交替、社会的巨变。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执政，推行了许多旨在松动社会的改革措施。俄罗斯文学也因之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天地，许多文学禁区被突破，出现了许多开拓性的作品。与此同时，文学界的进步与保守的两股势力，也在不断地斗争。
俄罗斯文学第一群报春的燕子，是奥维奇金派揭露农村阴暗现实的特写和小说。1954年，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杂志上刊出，这部艺术上并不十分出众的作品，却因其尖锐面对真实生活的态度唤起了读者广泛的阅读热情，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同时，小说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题名，也为当时的文学、乃至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概括。稍后，以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先河的“集中营文学”，以一批青年诗人为代表的“高声派”诗歌，先后领文坛之风骚，它们与战争文学中的“战壕真实派”、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出现的“细语派”诗歌等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又一个繁荣期。
1954年12月，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各种文学生活、各种文学力量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早在会前，各种各样的争议就已经展开，如关于“无冲突论”的争论，关于“自我表现”的争论，关于“写真实”和“理想人物”的争论，等等。在这次代表大会，争论依然很激烈，但大多集中在对近两年文学的基本估价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修改这两大问题上。保守一派认为，近两年的文学是在“新事物中寻找旧事物”，在“开文艺史的倒车”；革新派则坚持《解冻》所代表的方向，并对“自我表现”和创作自由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经过激烈讨论，大会终于通过了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所作的修改，将定义中的后半部分，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一句删去，并删去了“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一句中的副词“历史具体地”。这两处修改，自然体现了某种文学民主化、自由化的倾向。
代表大会并未平息争论，也未消除两种文学力量间的壁垒。两种观点继续交战，其最集中、最公开的较量，就是著名的 《新世界》和《十月》两杂志的论战。这场争论爆发在六十年代中期。《新世界》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十月》是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作家柯切托夫。两家刊物不仅发表倾向不同的作品，而且还不断刊载理论文章，在一系列文学问题上展开争论。如：《新世界》反对“粉饰现实”，要求“忠于生活”，《十月》则反对“战壕真实派”等的“小真实”，坚持典型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等学说；《新世界》赞成“自我表现”说，《十月》则认为“自我表现”是资产阶级颓废的文艺情调；《新世界》号召写“普通人”和“小人物”，《十月》则坚持“时代英雄”和“正面人物”的教育作用……可见，《新世界》代表的是一种革新的文学思想，《十月》则代表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念。两个刊物在争论中可以说是不分胜负，但它们在争论中所提出、所探讨的问题，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思索，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理论、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事件还有一件，1958年，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这是俄罗斯文学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作为苏联文学中最大的一个分支，俄罗斯文学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更紧密地联络起了俄联邦境内的俄罗斯作家。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这是一个起着明显转折作用的大会。同年6月，苏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对“个人崇拜”作了彻底的否定。文学和社会生活一样，由此出现了带有转折意义的变化。一批青年诗人、作家大声疾呼地冲进文坛，他们自称是“苏共二十大的产物” （叶夫图申科语），他们的崭新的思想和创新的艺术，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一个强劲的冲击。
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而厚厚的寒冰，也非一日能融，解冻的季节里，也会有倒寒。在解冻时期的文学中，一方面，诸多新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新的文学禁区被敞开，但另一方面，行政命令手段和个人意志仍在领导文艺的过程中起着某些不良作用，文艺自身的发展时时仍受到来自政治的干扰和冲击，如，赫鲁晓夫在参观一次先锋派画派时曾说这是“驴尾巴的杰作”，之后，现代派艺术的发展便受到了遏制；再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如不经赫鲁晓夫同意，就可能无法面世。在五十年代末出现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更是一场对自由文学的沉重打击。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二十世纪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