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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创作在卫国战争时期也获得了一个飞跃，以考涅楚克的 《前线》和伊万诺夫的《侵略》为代表的战时戏剧，勇敢直面战时的困难和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这两部剧作及其他一些剧作的出现，不仅实现了戏剧对卫国战争的积极投入，促进了戏剧在特殊环境下的繁荣，而且还直接促成了关于战时文艺和严酷现实、文艺在战时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所应发挥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却创造出了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之久远的各种文学作品，确是俄国斯文学的一个骄傲。其中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已载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宝库。
战争后，仍有一批以战争为主题的优秀作品出现。但是，渐渐地，由于战后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之风，由于东、西方世界间不断升级的“冷战”，俄罗斯文学也开始受到影响，甚至是干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一部分人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在战后恢复的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却描写起歌舞升平的和平景象来，“无冲突论”地对待战后社会中的诸多困难和矛盾。战争胜利的原因，由于“个人崇拜”而被归结到少数人身上，在一片“颂歌”声中，人民的历史作用被忽视了。抵卸资本主义思想侵袭的意识形态任务，使得文艺界又开杀戒，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对许多作家、作品和杂志大加鞭挞；对于西方的一切现代艺术，也均持敌对态度。由于这些做法，俄罗斯文学越来越平庸，在战后数年间逐渐步入了其二十世纪发展史中的一个低谷。
第二节 战时的诗歌创作
卫国战争时期的诗歌中，压倒一切的主题自然是战争主题，这其中又包括对祖国的爱与对敌人的恨、死亡与不朽、战壕里的友谊与离别的爱情、对胜利的渴望与对命运的思考等分主题。这一时期的诗歌，似乎很难划分为政论型或哲理型、山水诗或爱情诗，而多为战争主题统领下的这一切的有机结合。
早在三十年代末，对战争危险的预感就开始体现在俄罗斯诗歌中，有了这种准备，俄罗斯诗歌便能对突然爆发的卫国战争作出迅速的反应。最早对战争作出反应的是抒情诗，战争爆发的第二天（6月23日），《真理报》上就发表了苏尔科夫的《我们以胜利起誓》和阿谢耶夫的《胜利将属于我们》两首短诗。战争首先需要的是高声疾呼的诗，俄罗斯富有公民激情的诗歌传统在战时得到了积极的继承和发扬。战争初期的诗，充满热烈的呼唤，有极大的感召力。作为热情演说家的诗人们那一行行诗句，恰如一声声号角，其中又充溢满腔的愤怒：“前进！进攻！一步也不退后！我们的身后是莫斯科。”（苏尔科夫）“你见到他多少次，就杀死他多少回！（西蒙诺夫）“我们要让敌人俯首，让野兽和懦夫吃尽苦头。” （吉洪诺夫）“打击敌人，让他无力，让他在血泊中呛死。”（英贝尔）
有恨的诗，就有爱的歌。没有对祖国和亲人的爱，就没有对敌人的恨，战争促成了爱与恨的奇妙结合，爱，激发了人民对侵略者的恨，鼓起了人民生活的勇气，坚定了他们胜利的信念，正如诗人普罗科菲耶夫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为了使恨更为强烈，／让我们来谈谈爱。”战时脍灸人口的名篇——西蒙诺夫 （1915—1979）的《等着我吧》就是这样一首“爱的歌”。诗人试图表明，前线战士的无限思念和爱人 （已非某一具体女性）充满信心的等待，既是战士生命的寄托，也是未来胜利的保证：
等着我吧，我要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候。
等待着，当那秋天的雨
勾起你的忧愁。
等待着，当那雪花狂舞，等待着，当那暑热临头，等待着吧，当人们忘记昨天，不再等待他人的时候。
没有等待过的他们不明白，是你用自己的等候，在炮火中
将我拯救。
我是怎样生还的，只有你我知道——
那只是因为你啊，比任何人都更能等候。“等待”一词在这首诗中的反复出现（近二十次），吟出了感情的急切，也道出了信心的坚定，是前线将士心声的最好表达。因此，这首诗受到了他们超乎寻常的喜爱，有人将它抄录在致远方爱人的信中，有人将它从报上剪下来揣在贴心的口袋里，有人还将它的诗行醒目地刷在开往前线的军车上。
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诗歌创作中最为突出的是长诗的成就。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英贝尔的《普尔科夫子午线》（1943）、别尔戈利茨的《二月日记》和《列宁格勒之诗》（均 1942）、阿利格尔的《卓娅》 （1942）、安托科利斯基的《儿子》（1943）、普罗科菲耶夫的《俄罗斯》 （1944）、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1945）以及阿赫马托娃、卢戈夫斯科依、斯维特洛夫、马尔蒂诺夫、鲁奇耶夫等人的作品——短短的四年中，居然涌现出这么多名垂文学史的长诗杰作，确是俄罗斯诗歌史上一个较为罕见的现象。
吉洪诺夫（1896—1979）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是首长诗，但不是叙事诗，因为其中没有一个始终的情节，贯穿长诗的是前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战前已经去世的基洛夫的形象。深夜，被困的列宁格勒，身披军大衣的基洛夫在满城巡视。他遇到了海岸的哨兵、“基洛夫”工厂的老工人和青年救护队员，对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十分高兴。最后，基洛夫亲临郊外战场，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战斗。长诗中贯穿着的基洛夫的身影，使得某些批评家认为，长诗的意义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形象。实际上，颂扬基洛夫的这篇长诗，其重心却是对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的刻画和讴歌作者不过是通过基洛夫的双目，反映了列宁格勒人的光辉业绩；通过基洛夫的形象，集体体现了列宁格勒人的性格特征。作者后来回忆起这首诗的构思时，曾说它是描写革命家基洛夫和列宁格勒人民这两种愿望相结合的产物。
1942年夏，安托科利斯基（1896—1978）唯一的儿子沃洛佳在前线牺牲，诗人悲痛欲绝，以一个慈父的哀伤和思念织就了《儿子》这一首字字血、声声泪的诗篇。长诗以一个清晨父亲对儿子的呼唤开头，中间穿插着对儿子少时生活、对送儿上前线场面的深情回忆，接着写到儿子的壮烈牺牲，最后是父亲与爱子催人泪下的道别；
别了，我的太阳。别了，我的良心。
别了，我的青春，可爱的儿子。
别了，火车不会从那方驶来。
别了，飞机也飞不到那方去。
别了，什么样的奇迹都不会发生，我们只有梦，那些梦圆了又缺。
《儿子》的力量，不止于它道尽了一个父亲的哀伤，还在于它表达了千万个父亲共同的情感：恨敌人，爱儿子，为儿子的牺牲感到痛苦，也为他的殉国感到骄傲。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一名军官的儿子牺牲了，军官想写一本悼念儿子的书，但在读了《儿子》一诗后，他说：“我的书不需要了。这里写尽了我想说的一切。这是所有父亲们的话。”“所有父亲们的话”——这就是 《儿子》一诗的价值所在。
卫国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长诗，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这篇代表卫国战争时期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杰作，有如下一些特点：一、结构的开放性。紧密抱合着的三十个章落，各自又可独立成篇，各为一完整的故事，作者自称这本“一个战士的书”是“无头无尾”的，无头，因为“从头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