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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从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出现,现存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团体(如‘伏阿普’、 ‘阿普姆’等等)的范围便显得狭窄,并且阻碍着艺术创作的重大发展。”用党的决议的方式来解散文学团体,用文学之外的力量来改变文学力量的分配,这对正常的文学生活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伤害和打击。但是也要看到,分散的文学力量确实已难以承受官方和社会欲让其承受的重任了。因此,决议在宣布解散所有文学团体的同时,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几个月之后,由五十人组成的苏联作家协会筹委会正式成立,高尔基任名誉主席,格隆斯基任主席。两年之后,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来自俄罗斯及其他几十个民族的三百七十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还特邀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代表。高尔基作为文学界的领袖出席了大会,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主题报告。在他那篇长长的、题为《苏联的文学》的主题报告中,高尔基对包括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苏联文学的现状、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分析。这一在苏联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取得了两大具体成果:一是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通过了苏联作协章程,选举产生了以高尔基为首的作协理事会;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将这一方法作为一个原则写进了苏联作协章程。
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体裁是小说,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题材是劳动小说和教育小说。但是,真正使三十年代文学与其他时期相比而不显得逊色的,却是活跃于三十年代的几位文学大师以及他们在三十年代创作出的几部史诗巨著。这些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投下魁伟身影的巨著,就是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布尔加科夫的剧作及其长篇小说 《大师与玛格丽特》等等。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文学最珍贵的收获,是它们使略显单调的三十年代文学有了多彩的添加。
在观察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时,有一些现象是发人深省的。从 1937年开始的肃反扩大化,也波及到文学界,众多的作家、尤其是犹太裔的作家和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作家,被无辜镇压。如今,在俄罗斯文学家辞典中,只要一看到一个作家的卒年被标为1937年或稍后的年代,我们的心中就立即为他涌起一股惋惜的叹息。皮里尼亚克、曼德里施塔姆、巴别尔、瓦西里耶夫、扎祖勃林、科尔尼洛夫、韦肖雷等一大批小说家和诗人先后罹难,给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遗憾和一个又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三十年代末,“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出现,文学中的“庸俗社会学”和“无冲突论”开始有所表现。有些文学作品以廉价的歌颂为己任,既不注重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又不注重对艺术表现技巧的探索。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在健康发展的同时,已开始染上某些不健康的因素。
第二节 劳动的赞歌
1934年8月17日,当高尔基在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时,一开场就大谈“劳动”,认为创造了文化的劳动过程,在他的时代之前,“从未得到应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在这个长达数万言的报告的后半部分,高尔基又直接呼吁:“我们应当选取劳动作为我们书中的主要英雄,……我们应当学会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创作。”
欲使文学贴近现实,欲将文学也当作作用现实的能动工具,就不能不让文学向现实生活敞开大门。而三十年代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建设和劳动,当时的文学因而充满了劳动的主题,也是不足为奇的。与社会上进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相呼应,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分别对这两个战线上的工作作了反映。
反映工业化建设的长篇小说,有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卡达耶夫的《时间啊,前进!》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和《原动力》、列昂诺夫《索溪》和《通向海洋的路》、波列沃依的《火热的车间》、爱伦堡的《一气干到底》和《第二天》、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时间啊,前进!》、《索溪》和《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更具代表性。
卡达耶夫(1897—1986)的《时间啊,前进!》(1932)这部小说的标题,取自马雅可夫斯基的 《时间进行曲》一诗。这部小说,其实更像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它从头至尾地描写了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地上二十四小时劳动生活。第六工段混凝土生产突击队为了打破由哈尔科夫人保持的混凝土单班生产的“世界记录”,同时间展开了激烈的竞赛。当然,最终他们如愿以偿了。在破记录的过程中,以工程师马尔古里斯为代表的革新派,与以工程处领导纳尔班多夫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和守旧作风发生了冲突,最后是新胜旧。这部小说是一个速写,人物来去匆匆,似乎连作者也来不及将他们多描画几笔,人物形象单薄;新、旧冲突线索的设置,也有人为的痕迹。但是,作者对时间和速度这一时代特征的敏锐捕捉,再通过极有节奏感的语言和极紧凑的结构来传达这一时代风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索溪》(1930)写的是一个造纸厂的兴办过程。中央纸张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之一乌瓦捷夫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开进索溪河边沉寂的小村马加里哈,开始建造一个大型造纸厂。他们克服了许多自然界的困难,又经受了许多人际的冲突,终于使工厂初具雏型,工厂那象征工业文明的灯光,千百年来第一次映亮了索溪河水。小说作者列昂诺夫 (1899—)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我的小说《索溪》反映的是正在涌现的新生事物和俄罗斯的古风残余冲突的历史、大机器和丰富的矿藏第一次会面的历史。”这部小说的英译者曾在译本前记中写道:“在《索溪》中,列昂诺夫课以自己的任务,不下于描绘一个世界的降生。”
《索溪》展示了自然在劳动过程的变迁,马雷什金(1892—1938)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1938)则表现了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成长。偏僻小村里的棺材匠茹尔金,因生意清淡,在一个风雪之夜乘雪橇离开了故乡穆善斯克村,几经周折来到“千山万水之外”的克拉斯诺高尔斯克建设工地,当上了工人。他原本是为了出来打个好饭碗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感染下,他逐渐变成了一位公而忘私的建设者。作者试图证明,和“穷乡僻壤”的告别,同时也是和旧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告别,是和旧的生活的决裂,而出现在新的建筑工地上的他,已是一位主人翁了:“如今这块土地是他自己挣得的了:他是个自己人。”
茹尔金离开了乡村从而获得了成长,那么留在乡村中的无数的其他人呢?乡村中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同样在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得到了描绘。在这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潘菲诺夫的《磨刀石农庄》、光络霍夫的《新垦地》 (又译《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春草国》。
潘菲洛夫 (189—1960)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192—1937),是全面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一部大部头的小说。这个四卷本的长篇,花费了作者近十年的写作时间,头两卷写的是战后乡村的经济恢复,第三卷写的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第四卷所反映的已是集体农庄中的人与事了。第三卷是这部小说的中心, 《磨刀石农庄》通过一个集体农庄的建立和发展,展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试图向人们说明:集体化是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必由之路。小说发表后,受到欢迎,因为在俄罗斯文学中,这是将传统的农村题材与重大的社会问题相结合的最初尝试。但是,由于写作时间拉得过长,小说的时间跨度太大,作品的结构显得松散。小说中过多使用乡语俚语,有自然主义倾向,曾受到高尔基的批评。
《新垦地》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1932年,第二部的发表则晚至1960年。与《磨刀石农庄》相比,《新垦地》第一部的描写要相对集中一些,以农村集体化为对象。其作者肖洛霍夫(190—1984)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已经完成了史诗巨作《静静的顿河》的前两卷。与《静静的顿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