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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意识到人道主义被遗忘的危险性。当一个人在最需要帮助的危机时候没有得到帮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的结果往往是——对人群产生刻骨铭心的仇恨，人群将面临仇恨带来的后果——犯罪。人道主义被遗忘得越普遍，犯罪现象也就越普遍，这种结果对每个人的生存都是危险的。
然而人道主义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来源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自觉。但是把人道主义仅仅局限于自发的帮助行动是不够的，人道主义需要我们社会建立一种理性的体制。当媒体报道某个需要帮助的人，例如一个没钱看病的孩子的困境，于是社会纷纷伸出救援之手，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孩子得到赞助的金钱远远超过了他所需的费用，尤其当报道他的媒体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媒体的时候。而另一方面，更多的没钱看病的孩子因为不能幸运地得到媒体的报道依然在肮脏的破床上呻吟。我们的社会如何使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得到最大可能的尊重，使之普遍性地获得及时的、合理的、制度性的帮助呢？
今年一月，我的父亲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我从北京赶到老家河北大城县医院，我第一次感到金钱是多么的重要。英国诗人布莱克说：“金钱是理性也是魔鬼。”当我从口袋里拿出我妹妹凑的两万块钱交给医院，我父亲因而得到治疗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在修改布莱克的诗句：“金钱是理性不是魔鬼。”后来不久我在医院目睹的一桩事情使我心情更加沉重，当我面对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民老太太举着赤贫的双手哀哭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没有金钱的状况才是真正的魔鬼。老太太来自县城东面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好心的村里人帮助老太太把她患脑溢血的老伴儿用三轮车拉进县医院，医生告诉她只有交一万元的押金才能住院治疗，老太太说她的手里只有东借西凑的一千元钱，医生也只有摇头，这个没有儿女的老太太只好把已经昏迷不醒的老伴儿拉回村去——“听天由命”吧，当我听到这句无可奈何的话语，除了悲伤之外便是使我生出对百万富翁的羡慕，假如我是富翁，我会把钱塞进老太太的手里，告诉她这是上帝无所不在的一个证据，可惜没有上帝拯救她，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富翁。
必须看到，比起二十年以前中国普遍的贫穷状况，现在收入不高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也是相对幸福的。我青少年时代亲身体验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恐惧饥饿的感觉。而现在，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对饥饿的恐惧已经基本消失了，这是中国人民改革实践的伟大胜利，也是人类二十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但是，温饱的人群中的低收入个体一旦遇到他人生境遇中的不幸，如大的疾病，除了死神来规劝他去地狱或天国的路，医院的医生因不能得到维护医院发展的金钱也一般没有“胜造七级浮屠”的动力。
所以，迫切的事情是——人道主义的理性精神呼唤中国社会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国的保险公司将进入中国市场，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并不在乎资本的所有者的属性——是国有还是私有、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对那些在病床上呻吟的人来说，得到治病的金钱最重要，只要及时，金钱来源于哪种保险公司并不重要。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我成了金钱崇拜者而忘记了所谓民族利益，不，从资本的运作来说，以保险公司为例，我有和我的一个在国家电力公司的朋友相一致的看法，他说，电力系统的电网越大则整个系统越稳定。我认为保险公司也一样，保险公司覆盖的人群越多则保险系统越稳定，而且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比较成熟、诚信。中国因为融入了国际大系统将给社会带来更稳定的局面，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民族利益将因开放的资本市场获益更多，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意义在那个乡村老太太的表现是，如果她把自己存有的一千元钱买了医疗保险，那么她为老伴治病得到的金钱不是来自村里邻居的帮助而是全世界买保险者人群的帮助，她将不会有“听天由命”的无可奈何、辛酸的泪水以及可能失去亲人的痛楚。
打破封闭的小农经济，让资本在中国市场自由地、理性地运作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人道主义。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近五十年来最好的，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社会问题消除掉。例如“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们勤劳的朱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令他寝食难安。但是，目前基本良好的社会经济形势不应该成为我们漠视社会痼疾而任其存在下去的托词。中国现行体制中的诸多弊端使我们总是不断地看到我们本不愿看到的情景，一方面是中国农民的负担在各级官员高喊减轻的声音中不断地加重，另一方面是某些封疆大吏的成百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大肆贪污。我们必须找到层出不穷的贪污者轻而易举地进行贪污的深层原因，我们应该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思考那句不朽的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任何人没有设置禁区的权力，否则我们无法面对辛劳的父老乡亲流泪的双眼。
当然，情况也在悄悄地有所变化，新一代知识分子因为接受现代教育（他们中许多人接受了外国大学的教育）正在和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例如，较高素质的新闻工作者正在使过去的“舆论工具”回归舆论本身应有的地位，使我们能够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过，在我们庆幸新闻的真实性的同时，又不得不为真实的新闻中反映的权力霸权而愤懑慨叹。《北京晚报》2002年6月5日一篇文章《公民民主权利遭到粗暴践踏——她多次被强迫送精神病医院》：
黑龙江省绥楞县四海店镇宝山村农民黄淑荣到当地信访部门反映问题，在县信访办认为她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属实”的情况下，却被多次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进行“治疗”。……黄淑荣今年43岁。从 1998年开始，她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土地承包和干部腐败问题，被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如果这位叫黄淑荣的农妇真有精神病，政府对其“强迫治疗”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不幸的是，政府对其“仁慈”的强制治疗有其特别目的。为了自身的“稳定”，政府是如此地“当家做主”，竟然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的民主权利。分析政府在这桩“小事“上敢于为所欲为的原因，大致有：1。黄淑荣是偏远农村妇女，文化不高，黄淑荣的反驳对于医院的“专家诊断”不会构成威胁。2。政府是强大的，他有“充足”的理由和权威让医院的医生得出黄淑荣有精神病的结论。不过政府如此有恃无恐的最主要原因恐怕是不畏惧任何“监督”，或者说面子上的权力监督机构都是在政府的体制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监督力量。这样，强大的政府与职业医生合伙就造成了这样的事实——说你有精神病你就是有精神病，你有精神病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断地上访，你不断地上访反过来更证明你有精神病——这是多么粗暴和蛮横的“理由”啊。参与鉴定的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医生都是司法鉴定的专业人员，请听鉴定人滕秀英振振有辞地说：“说实在的，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
呜呼，如此排忧解难！政府是谁家的政府？两千年前，当孔子面对悲伤地哭泣的妇女询问了原因后，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苛政猛于虎。”不过，如果孔夫子今天说这话，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专家”们或许会鉴定他有“精神病”！
目前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是权力监督的极端薄弱。腐败仅仅是一个侧面，深层掩盖的是权力者对普通公民意志的漠视。
我们的学校教育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应该逐渐把追求“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正义，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道主义。当然绝对的正义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