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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中国毕竟太弱，要“救亡”，何为良策？众说纷纭中，亟求改革的湖南人唐才常有一纸《通种说》，认为欲彻底消灭中外之防，只好“华洋种族通婚”，借此改良人种。后来，又有多少回，每当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时，“国民性改造”就是—常设的命题，而通婚实在是条捷径，但那似乎又太便宜了，且一个巴掌拍不响，总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呵。弱国无外交，弱国的少年又岂能轻易得到彼此相悦的涉外爱情？在这之前，文化自信的辜鸿铭老先生捍卫本位文化，可以不惮于娶一个日本籍的如夫人（因此他“荣”为中国人娶外国女人做妾的第一人），而且也不惮于到处宣扬“一个茶壶配若干个茶杯”的多妻主义。它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得以传诵一时，大概就是中国士大夫者们面对窘境故意摆出的“文化鸵鸟主义”姿态。国家可以不堪，男人不可以不体面，“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凋落并不代表中国上层男子霸权话语的失败，在“茶壶主义”语境中，东方之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女人只是一个“茶杯”而已，这个法则自然难免让新潮的女子不安。陆小曼婚变后如惊弓之鸟，就向情种徐志摩宣布改奉“牙刷主义”——“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是可以公开用的，牙刷却不能。”其实呢，并没有多长时间，辜老先生的文化自信（妄尊）和“茶壶主义”等就不得不退场，新的一幕拉开了。郁达夫那篇处女作《沉沦》曲尽了中国留学生的悲哀：他们甚至不被异邦的下女和妓女看得起呢，“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于是愤怒得甚至变态的学生们故意去宿娼，来报八国联军之耻，报我被欺压被凌辱之仇，那种时刻，他们还不能不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这实在是百年之痛！
二、一个世纪的跨国婚姻诸现象
不过揆诸实情，十九世纪末中外互通婚姻伊始，与后来中外婚姻的规律不同，却是以中国人迎娶外妇为主。其原因则不外是开关之后出国人员皆系男子，传统文化对中国女性的束缚力也远远胜过对男性的拘束，而且毕竟中国还有一个“大”字可以自傲，则外国女子“归化”或者不耻下嫁中国男子者也未始无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学欧洲的学子讨了一个大便宜：西方耀眼的两个文明竟招来人类空前的浩劫，战争中多少男儿埋骨沙场，于是旷夫陡减而怨女横生，适逢其会，便做成了无数的中外婚姻。
迎娶外妇的始作俑者，可能是留美的容闳，以后有何启，其夫人为英国人。而得“近水楼台”之利的则有外交官和外交家的裕庚（清廷驻法公使）父子和陈季同、陆徵祥等。文化人则有李金发（诗人和雕塑家）、徐仲年（作家）、王临己（雕塑家）、张道藩（画家，后为国民党文化官员）、李凤白（画家）、常书鸿（美术家）、何思源（北平市长）、张凤举（教授）、晏阳初（文化实践家）、廖尚果（音乐家）、杨宪益（翻译家）、萧乾（记者）、赵浩生（记者）等。科学家中有夏元瑮、林可胜、叶渚沛、黄昆、吴绍青、许靖华、郭承基、裘法祖等。其实早在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尤其是女性传教士排闼而入之后，已经有了中外通婚的好事：还在康、梁变法时，山西霍州的挪威女传教士与教徒成秀琪“自由恋爱”，并随俗易名为成玉英，继“偕至英国，生一女，四岁，近复到晋，在晋城（即太原）海子边地方设戒烟局，就戒者趾踵于门”（《中外日报》）。山西向属封闭处所，但其时已有此风气，它处当可以想见。
当然，中外通婚，中间不免有鸿沟，肤色、种族之外还有文化的隔膜和冲突。试想你面对那一双澄蓝的眸子和一头金色的美发，你会不会恍如梦中、甚或恐惧和晕旋？俞平伯先生及闻长女俞成与葡萄牙人（也是这个“葡萄牙”，乾隆大帝手持其来使呈送的国书，不由发问：葡萄上会长牙么？莫不是鬼子诓人？）约瑟夫结为连理，欣慰之余不免担忧：如何和这个乘龙快婿进行语言交流呢？遂作诗曰：“女初入抱扰难堪，今拟于归西海边。岂道神州无隽望，或同殊俗有前缘。人言此事何须诧？我愧痴愚却损眠。蛮语参军应不恶，只愁冰玉两茫然。”《七律·长女于归》）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这一“泼”可就遥远，虽说是上苍安排的缘分，人们却当作惊听回视的奇事，竟至于让俞老先生也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呢？一对“玉冰”（翁婿）横隔了语言的大山，不免“两茫然”，“鸟语”动听毕竟是“蛮语”么（“蛮语参军”，语出《世说新语》）。
语言、文化的隔阂可以逐渐地消融，最伤心的却是通婚中所折射的国势盛衰的消息了。1899年，在广东的一美国女教士兼医生嫁华人，不期引起轩然大波，洋人竟有要求美国领事派医查验该女子是否“病狂”者。这是种族偏见的显现。好在美国如拜伦所言：“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转引自鲁迅《摩罗诗力说》）美驻广州领事以“惟洋妇嫁华人，例无禁阻”不予干涉（但是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州，却有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相反的例子也有：1911年，有西洋女子亟请英国驻成都领事干涉英妇郝海伦与川人胡继曾婚事，云胡已有妻室，“西方话语”就是重婚，英领事向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交涉，必以“法律”治其“罪”。王答以“中国话语”：“承两房”非“罪”。最后惊动了英国驻华公使给海伦下“最后通牒”：汝如不离婚和回国将视为放弃英籍，然彼女子竟答以“中国话语”：“我愿为彼之妾，至死不离”，恼怒的公使也竟答曰：“作妾，英国决不认可；若曰妓女，则英国妓女不准逗留中国。”其时《大公报》评论此案，透视两造“话语”之是非，其云：“胡郝氏与胡姓结婚，为个人情爱上之问题，与第三人毫无关涉。今英领事强以国际问题牵涉，逼令胡郝氏离婚，质言之强国妇女不肯嫁于弱国人民，而弱国妇女尽可作强国人民之妻之妾之玩物。噫，可胜叹哉”，“夫王道不外乎人情，而法律亦成于自然，查英邦文化以仁爱著名全球，各国素所仰慕，是以英邦人民大都本性仁厚，以此揆诸英领事之用心，决不愿胡氏一家生命灭亡于其计划之中，只以身任领事不得不干预此事矣。”〔3〕是言虽有为英领事涂饰的痕迹，却也道出“强国话语”背后的强权色彩。
通婚，既有两情相悦若上述之“铁”，也有劳燕分飞的种种涉外离婚案。 1908年，清朝大理院推事李方向顺天府尹衙门提出与其英国妻子离婚（中外离异第一案），此案实“为吾国前此所未闻”者，而男方理由竟是女方“不守妇道”。夫妇仳离后中国报纸的报道令人莞尔，谓“今之娶外妇者，尚其鉴兹”（《近代野史奇观》），幸灾乐祸和“酸葡萄”心理，溢于言表。
三、潮流下的国家法律（制度）安排
1840年中国被迫面向世界，随着商务贸易、外交事务以及留学甚至“猪仔出口”（当时对劳工外出的贬称）等，中外通婚，成了事实，相应的法律文件也先后出世。最早的法律文件就是1888年的《中德人民互相嫁娶归夫治管辖章程》和1889年中意两国的有关照会。它们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中国妇女嫁与洋人，男方须报知当地官员取得合法性，中国妇女凡嫁与洋人者则“应归其夫治管辖”；若中国男子娶洋女，“亦应援女嫁从夫之例，归其夫治管辖”；嫁娶前后若犯有涉及法律案件，其审断权，女犯“因而远嫁异国希图逃匿者，一经查出此情，其所有犯罪之处仍当由中国地方官提讯归案”〔4〕。除了其时不分中西的男权压倒女权外，这些条约还算是平等的。其后，面对“欧化东渐，竞事猎取。而国际婚姻一语尤为留学青年所艳羡，望风附和，接迹国中”（《清稗类钞》）的走势，清朝学部也于1910年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人结婚（谓其弊有三：“当修业之际，家室之累重即学问之念轻”；“外洋女子习尚较奢，而游学生之学费有限，赡养既多所耗费，即学资易致不给”；“易有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之思，则虽造就成材而不思归国效用，亦复何裨于时艰”），但是这些都不能奏效。这就是人们俗话说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的。怎么办呢？博弈的结果：“政府日前集议：观值五洲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