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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种在心造的幻影中可怜的自我安慰。中国的乡村和知识分子，并非母亲与安泰的关系，当代知识分子在乡村打了一个滚，沾了一身泥巴，但他们并不是勇敢的斗士安泰，并没有能够战胜谁，甚至他们连要与谁作战都没有搞明白，更不要说从中孕育出什么新的思想文化的根苗。在批判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时，人们往往会说“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这样说也是实在太抬高了他们—我们。当代知识分子有多少新颖的思想、有什么独特的语言呢？至多是做一些消极逃避而已。这种消极的逃避，又呈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伤，如王尧所言：“如此生存方式正是中国文人对待厄运对待专制的一种传统，它从精神上避开险境，以守护自己的性情来表达生存的信念，这样的方式可以坚守人格但不能产生反抗专制与暴政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学问家而少思想家，而这样一种状况就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现象：专制与思想贫弱互为因果。”
“他们—我们”的语式转换
我在这里采用了“他们－我们”的语式。就是说，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包括对自我的批判在内。我想，当王尧写下他的对“文革文学”的梳理和清算的时候，他一定也是抱着自我清理的痛苦和反省的。是的，在中国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是吃了狼奶长大的，都在非自觉状态下接受了“文革语言”及其理论的灌输，成为这一代人认知世界和理解生活的心理原型。尽管说，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精神洗礼，但是，哪里敢说我们就已经蝉蜕自我、获得新生了呢？不知道别人如何，我自己在思考和行文的时候，总是非常明确地想要规避那些从“文革语言”中接收的影响：回想当年，毛泽东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式的豪迈气势，和从 “九评”以至后来的社论体的滔滔雄辩，还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致敬电那种铺陈浮夸的伪古典主义文风，不但是从情感和思想上激动过我，而且从其语气和句式上迷醉过我。这种少年时代的最初烙印，已经渗入了我的骨髓，至今仍然要经常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清除，写文章的时候，既不能写成“毛体”，也不能写成“社论体”，这让我常常感觉到一种表达的痛苦。语言表达尚且如此，何谈进行创造性思考呢？在读王尧的《阐释》时，我可以体会到他的自我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反省，而且，不只是关注自我，他更关注“文革文本”在当下的延伸和对人们灵魂的吞噬。在有些人看来，这也许是危言耸听，在我却是深有同感，“今天许多作家、学者、批评家和教授都是在扭曲中开始研究和写作的，因此也养成了一脱胎时就有的坏习惯。我一直觉得，这样的扭曲对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思想文化和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是致命的一击。……即使是未经历‘文革’的一代，也常常难以摆脱‘文革’思维与话语的潜在影响。”“‘文革’、‘文革文学’曾经是我和我们成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开了一个玩笑，一个曾经是‘正面’的资源终于成了‘负面’，但历史又不是简单地分为正负的。”更残酷的是，即使在理性上对“文革文本”深恶痛绝，但它所熔铸而成的情感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克服的，它可能会纠缠我们终身，这种搏斗的痛苦姑且不言，它所努力实现的却只是我们能够回归到常态的思维和话语方式上来，回归到常态社会人们的思维和言语的底线上来，这才是最大的惨痛所在。于是，对“文革文本”的批判，自然而然地成为对自我的清理和批判，但是，对于这种批判、清理，我们又有几分乐观、几分悲观呢？就此而言，《阐释》一文的意义，就有了几许“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不仅是对于历史的追诉，而且是对当下现实的冷峻鞭笞。这样讲，会不会使某些人跳起来呢？
说到对于《阐释》的不足，是否可以说，它关注的内容过分丰富，涉及的话题过分分散，这样，就使得它在追求全面覆盖该命题的时候，显得浮泛和空疏，缺少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深度追索，所选例证有时缺少充分的代表性；最重要的缺憾是，它无法顾及同一话题下产生的歧义和纷争，只是在主流话语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因此，就忽略了那些在暗夜中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和智慧之光，其结果是不但在叙述上缺少因为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导致的波澜曲折的戏剧性因素，常常是对“文革文本”每下愈况的状态的平铺直叙，而且也省略了对那个时代本来就极为稀缺的富有深度和超越性的思想资源的打捞和阐发。更严肃地对待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的审慎和治学者的谨严。我同意王尧的基本判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思想贫弱，创造力匮乏；但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是因此就忽略不计地对待那些在暗暗长夜中稍纵即逝的如电光石火般的智慧和灵感，还是对其格外珍视，倍加爱护呢？或许，这纯粹就是我的管中窥豹之误，王尧的“文革文学”研究，目前所看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是露出海面的那八分之一的冰山。无论如何，《阐释》和王尧的相关文字，在宏观地、富有成效地研究“文革文学”方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我相？
涌动的视野
？ 邓晓芒
笛卡尔曾说过，一个人一生总得有一次把自己从小当作无可置疑的一切东西全部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然后再重新开始寻找真正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把这一原则称之为“呕吐原则”。近读陈家琪《沉默的视野》一书，发现他也是这样看的，不过他更多地强调的是经过这样的“呕吐”之后，“信仰与价值观一定会在‘失重’中无所依附”（第205页）。的确，这本书可以看作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次全面彻底的“呕吐”。
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一代人。这一点，没有别人能够比我们更有资格。我们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可以说都是在一种酝酿着“文革”的氛围中受教育和成长起来的。正是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准备期，到我们在思想上和身体发育上都已具备了足够的能量和杀伤力时，“文革”的爆发恰好给我们提供了展示这种能量和杀伤力的广阔空间。但我们同时又是“文革”和“文革思想”的受害者，“文革”把我们大家都纳入了同一条走向没落的轨道。当我们好不容易抓住时代的机遇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时，我们的思想还是多么的脆弱和稚嫩，如同久压在石板下刚刚冒头的幼芽。迄今为止，我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每一点收获，几乎都直接间接地与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反叛有关，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我们自己。
家琪这本书分为“视野的沉没”和“沉默的视野”这样上、下两篇。只有当“文革”的视野“沉没”下去，那在一切喧哗和骚动背后“沉默”着的视野才会展露出来。然而，“文革”的视野如何才能沉没下去？直到如今，它不是还在喋喋不休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发布着“绝对真理”和“绝对命令”？“文革”已然沉没，但要让“文革”的视野沉没，除了我们自身的勇气与执着以外，还需要一种机遇，一种特殊的处境，这就是当一切喧哗都已丧失意义、惟独思想还在继续时的生命状态。1989年那场连绵数月的胆结石开刀住院治疗的灾难，恰好把家琪抛入了这样一种处境和状态中。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在连续五天水米未进、意识已经“漂浮”起来的情况下，家琪想到的是“词语”，和通过词语对现实的解释。在实际上是一场生死搏斗，是一个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对这个世界的颠覆。这个世界此刻对他来说惟一最“现实”的就是“疼”的感觉。但“疼”是一个词语，正如“梨子的滋味”也是一个词语一样；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词语来表达你的感觉，你就不能“知道”你所感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也就不可能“知道”任何东西是“现实的”。在疼中，我们惟一借以坚持下来反思和确定我在“疼”的，是“疼”这个词语。
家琪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我思故我在”的本体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