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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气术数思想的基础上衍伸出来的，反映该时期特定的面貌。同时，在神学的外衣下，蕴涵着科学的内容。
如果我们遵循着天象观察这一脉络向上追溯，很有可能逐步接近河图、洛书的原型模式。如果这一问题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可以从侧面证明，《系辞传》中关于“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这段话，和“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两者之间就没有什么矛盾。因为这两段话说的是一件事，都是讲当初画卦者从对天象的中得到启发。不同的只是，一为画卦者从仰观天象直接得到启发，一是从前人仰观天象所画的原始图形中间接得到的启发，这像对一位远古的外科医生一样，他的技艺既得之于他亲手解人体直接获得的知识，同时也从别人的原始解剖图中间接受到启发；两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考察河图、洛书的时候，应从其纷繁复杂的内容中，把握其蕴含的天文学知识。
有关河图的记载，曾见于《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河图究竟是什么，没有说明白，但后人提出的测日晷仪与天象图标说，比较接近原物的实际情况。这些实物在当时可能还非常原始，但因为它们是测日观天察地的仪器，在古人眼中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因而方有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尚书》中提到的“天球”也可能是古代原始的天象星宿图，与后来的洛书相接近。
春秋战国时期，河图、洛书已经开始与天命思想有关。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风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看来河图、洛书已与大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后来的神话传说，河图洛书都是由龙马、神龟从江河中驮出来的，进一步增添了神秘色彩。在两汉时期的谶纬文献中，关于河图洛书内容更复杂，也更为神秘，计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三十七种；《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又有老子、孔子的《河洛谶》各一种。这些几乎占了所记谶纬文献总数的四分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广泛。而且这一时期的河图洛书，和两汉时期流行的赤道、黄道、九宫、九风之类的天文图象联系在一起，这是后人继续向原来的河图洛书增添天象知识的内容。那么，河图洛书原始模式的素材是什么？追踪它的渊源，尚须叙述一下历史背景。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在裴李岗、半坡许多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河图根源于晷仪”并非是无端的推测，是有一定历史传说作参考的：
“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
历史传说虽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也折射出真实的历史内容。古代先民在观察、总结天文地理、规划八卦，测定方位，总是离不开古老的晷仪规矩，以及原始的天文图象。这些可能就是河图洛书的雏型素材。从遗留下来的汉朝石刻中，所刻伏羲与女蜗像，手中往往持有规矩。事实上也是如此，有了原始的天文图与晷仪规矩，古人才能“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暑景之度”，总结与规划出八卦图象。古人有敬天祟地的思想，把原始天文图象与规矩，视作神圣的法器加以神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测影取象”，在我国有悠久历史，早在半农半牧的时期，人们就根据日影测定草原方位，规划农田和住宅。在周代远祖公刘时期，已有这方面的记录：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
显然，远在公刘的时候，已经很重视测量工作，而且规模之大，工程之巨使后人也叹为观止。由此可见，“晷测”，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
河图、洛书在以后各种文献史料的记载上也不尽相同，如《墨子·非攻》所言，“河出绿图，地出乘黄”。而在《淮南子·淑真训》与 《河图挺佐图》中，皆言“河图”为“录图”。这种刻有方位的图表可能是“测影日晷”。其心及其周各有圆孔，以各立表之用。按盘心宜立定表，其周用一游表。令定表直指北极，则盘面与赤道平行，使游表之景与定表相合，可知时刻。日晷从秦汉时期起已广泛流传，后来也曾有实物发现。
现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还存在元代以圭表原理建筑的观星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保存着明代正统年间的一个圭表，这都是“日晷观象”的明证。从古代天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河图洛书并不神秘。河图洛书的初始素材与原始的天文图象、观象晷仪规矩有关，以后逐渐被蒙上宗教神学的色彩，并不断地发展丰富其形式与内容。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文化进一步发展，河图洛书也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儒、道、佛合流与理学大溶通的需要。北宋时代出现的河图洛书正是适应这个时代理论化的产物。 据宋儒所言，河图洛书的精义隐藏在它的要诀之中，这是易学的至要秘宝，汉晋易学诸大家如京房、郑康成、王强、韩康伯等皆未参透，直至五代时，才由麻衣道者传于陈抟。其决曰：“戴九履一，左三有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膝，纵横皆为十五，而五居其室”。此图妙在于纵横倒正四合交错，其数尽为十五。但据《佛祖统纪》中载：“汉书有云，其论河图云：太一取之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十五。”显然，早在汉时已有这种说法。宋时的河图是从“九宫图”发展而来，与古代的天象知识也有关系。河图的立意是一张平面的运转图，而在洛书中，却演化为立体的运转图象。
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进了新的容，是融天文、人体、阴阳、象数为一体的易学图象，是一种理念阴阳消长座标图，暗喻的范围非常广泛，亦联系到古代的天文历法。河图洛书中心的圆点代表太极，是一混元之数，其中的黑点代“阴”、白点代表“阳”；阴数为二、四、六、八；阳数为一、三、五、七、九。奇数与偶数相参，代表天与地，是谓天地阴阳之数。中心外围四点代表东南西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季，外围环列为八卦。
河图洛书构图，黑白之子相积，相加其数皆为五十五，合天地之。虚中而去五，合“大衍之数”五十。这样皆合《易传》中阴阳之数。在易学中河洛还侧重于阴阳与五行相参配。扬雄在《太玄》中已指出：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为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共守。宋儒更重视把河洛的数字与五行、五方、五时相调配，以显示其均 衡与协调。文王后天卦配河洛数字：一六为水居北；当坎位；三八为木居东，当震位；二七为火居南，当离位；四九为金居西，当兑、乾位；五十为土居中，当坤、艮而旺于子、丑、未之交。在这里，河图洛书又成了乾坤转移的时空方位座标，起着指示四季更替、斗转星移的作用。总之，河图洛书的内容非常复杂，但其最初原型，当与天象方位有关。
《太玄》《易经》与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的渊源
同《易经》相比，河图洛书，似乎要简单一些，表面看来也比较直观，分别通过55和45个黑白子按五行、八卦的方位排列而成。
然而，河图洛书在中国文化中的神秘性决不亚于易经，但根据先前的一些学者研究来看，普遍认为河图洛书是宋代道士陈抟所发明，这样河图洛书的经源属性一直受到学界的质疑，虽然如此，河图、洛书的图案从宋代以来，就十分紧密的和五行学说，周易八卦学说结合了起来，成为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