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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而现在，连中学生也被鼓励、被强迫要表达看法和意见了。中学语文的专家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是“话题”式的。什么是“话题”式的呢？也就是要你的看法和意见。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学着独立体验生活的时候，甚至当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要简化、甚至是取消他的复杂性感受了。那些已经成为能够发表各种见解的专家们，他们是大人，没有生活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怎么可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呢？这好像是危言耸听，可这真是危险。
文学生活怎么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么多的看法和意见是没有意思的。
以上是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短文，题目就是《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编眼前这本批评选集，本来想用这篇短文的题目做书名，后来想想还是改用了一个正面表达的名字。不过序言却不想再另写什么了，虽然这本选集让我颇多感慨：这里面最早的文章，是二十岁时候写的，而现在，会有二十岁的人好奇，问问我年轻时候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也心虚得很，有时候会小心翼翼地向年轻人探问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并没有装老的意思，和我同龄的人大多也正活得年轻，我羡慕他们，也向他们探问意见和看法。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山东文艺出版社即出）
注释：
〔1〕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
十年一觉才识梦
——《独立评论》与二十世纪初知识界
？ 李 峻
诞生于动荡的二十世纪之交的新知识分子，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与腐败黑暗的政治，刺激着他们不由得不关心时事，不断地谈论政见，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权力靠拢，步入政府。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更使知识分子深感震惊，普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廉洁、坚强有力的政府以挽救时局，此时知识分子的参政理念是“新式独裁论”与“专家治国论”。这既反映了欲参政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官僚的区别，也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
胡适与丁文江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对“天下事”广发议论。丁文江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傅斯年呼吁“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1〕，为知识分子参政摇旗呐喊。但这些意见或主张并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文人们只能另辟蹊径。
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了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等。除了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在论争中，“新式独裁”论渐为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
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说是“若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还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
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关注。这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重弹国会制度的旧调。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他提出的标准是：“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他还从知识者集团的特定利益出发，说：“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
以陈之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专家治国”论。近代中国“专家治国”主张的始作俑者是丁文江，他所说“专家”主要以主政者的“智囊”、“谋士”、“幕僚”身份介入政治，希望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陈之迈的“专家政治”主张，则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现代文官制度有紧密的联系。他所说的“专家”，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知识素养同时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职业官僚。南京政府十年间知识分子参政其实是这两种形式“专家治国”的混合体。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的时期，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变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做了局部开放，将其限制在技术性层面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其基本特点是，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
1932年11月，蒋介石设立国防计划委员会，由他直接领导。除了秘书长翁文灏外，副秘书长钱昌照是一位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家，整个五十人的班子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
1935年底，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独立评论》圈子中的著名人物，几乎全数为蒋介石的“人才内阁”所网罗，如吴鼎昌做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及行政院副手，张嘉璈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新内政部长。随之而从政的还有大批大大小小的留洋博士和硕士。据统计，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机关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一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有一千三百一十五名，超过了十分之一。
这些从政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但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某些作风显然和旧官僚以及许多国民党党棍有别。蒋廷黻与翁文灏、吴景超等著名学者弃学从政，进入官场后，胡适曾用杨万里“在山作得许多声”的诗句，劝他们回来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蒋廷黻说：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势已去矣”。他还对胡适说，近来政府没有明显进步，也与我自己无才有关，如果你和丁文江能够入阁，局势一定会向好的方面转变。曾养甫是美国留学生，1935年任铁道部政务次长兼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后来茅以升回忆说，幸亏有曾养甫的“赶”和“逼”，钱塘江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