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焕所料，罪名却要崇焕独负。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
7所谓“顿兵不战”。是指责袁崇焕虽然率领辽军入援京师，但是保留实力，而不与后金军作战。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通惠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时未旬日，经战两阵，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问而明矣！”所以，袁督师“顿兵不战”之罪名，“莫须有”矣！
8所谓“遣散援兵”。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军。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须有”矣！
9所谓“携僧入城”。这是指责袁崇焕兵临城下，又暗中带着喇嘛，要求进入北京城内。袁督师军中有喇嘛，他率军入京，露宿荒郊。袁崇焕“力请援兵入城，不许”。督师又“求外城屯兵，如满桂例，并请辅臣出援；不许”。崇祯帝之猜疑、惶惧到了何等程度，明朝廷之虚弱、窳败到了何等地步。袁督师军中有喇嘛，“携僧入城”就会当内应吗？所以，袁督师“携僧”之事有，而“入城”之事无！其罪名，“莫须有”矣！
由上，九款钦定“罪名”，后八款都已被历史否定。至于第一款“付托不效”，应当说袁崇焕负有一定责任，但罪至“论死”，尚有“八议”或“戴罪立功”等处理办法，崇祯帝为什么在经历八个月犹豫之后，一定要置袁崇焕于死地？这是多种原因而导致的一个结果。二、多因一果
袁崇焕之死，究其死因，是当时各种矛盾交错的结果，可以说是多因一果。
天聪汗的反间。天命汗与天聪汗父子，先宁远之战、后宁锦之战，皆败于袁崇焕坚城洋炮之下，对袁深衔大恨。己巳京师之役中，又在广渠门与左安门两败于袁军。天聪汗既在军事上不能战胜袁督师，便在政治上施反间计以除之。由此而产生了袁督师死于皇太极反间计之说。此说始于《旧满洲档》，《满文老档》沿袭，意在表明天聪汗计谋之成功。
其实，崇祯帝逮捕崇焕，不是因为崇焕一定要造反，而是他有造反的能力与可能。无论如何也要防止崇焕与后金勾结、订城下之盟，因而不管是谁，也必在此危急之刻将袁的兵权削掉而控制起来。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注重的是一统政治的安定，因而就不必特别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王朝政局的方法。《明史·袁崇焕传》未将后金反间与崇焕磔死相联系，却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两端为其死因；而崇祯帝谕定其罪九款，并无“通敌”之词。由是可证：天聪汗反间计是袁督师落狱之由，而不是其磔死之因。
众小人的诬陷。袁崇焕的每个胜利，都把小人召唤到自己的周围，而受其攻讦与诬谤。后金骑兵南犯京师，小人攻讦达于顶点。在小人之中，有旧时同僚，有朝廷中贵，更有阉党余孽。群小构陷，更加重了袁崇焕的悲剧命运。
崇祯帝的昏暴。后金的反间，廷臣的谗陷，只有昏暴之君听信才能得逞。明代崇祯皇帝，君权高于一切，口含天宪，太阿独操。群小诬陷，崇祯帝偏信，旨定磔杀袁崇焕，铸成千古冤案。
崇祯帝杀袁崇焕，既不是“误杀”，也不是“忌杀”，而是“必杀”。
何以“必杀”？先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兵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后来被杀；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达兵薄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提督军务保定巡抚杨守谦被杀。这次崇祯己巳之变，保卫京师的兵部尚书王洽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又受到朱由检的杀害！崇祯帝像他的先祖一样，把责任完全推给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称袁崇焕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可见，崇祯帝杀袁崇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所谓圣上英明，崇焕误我——所以必杀袁崇焕。后来崇祯帝煤山自缢时也说“诸臣误我”，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
但是，崇祯帝必杀袁崇焕又何至于要磔死呢？这还要分析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三、性格冲突
袁崇焕的死，前面有兵部尚书王洽，后面也有兵部尚书陈新甲。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的死是难以避免的。《明史·刑法志》规定：死刑有二：一是斩，二是绞。袁崇焕最终被磔死的悲剧，还要从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来分析。
袁崇焕墓碑（拓片）
袁崇焕被磔死的原因，从袁督师孤耿廉直品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矛盾，可以找到其内在的解释。袁崇焕品格具有两极性：一极为忠君，另一极为个性；二者既相统一，又相对撞。他35岁中进士前，受到系统的儒家教育，以纲常伦理作为思想与行为的规范。他在《三乞给假疏》中言：“生杀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纲常名教主，尊皇上即所以重伦常。”所以，君为臣纲，绝对忠君，这是袁崇焕性格的一极。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多次顺溯两江而往来两粤，珠江流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因而家世、阅历和社会又陶冶了他的独立性格。他在《咏独秀峰》诗中云：“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他又曾以榕树自喻：“纵斧摧为薪，一任后人事。”前者表现其卓异的心态，后者则表现其寡合的性情。所以，刚毅卓立，不相苟合，这是袁崇焕性格的另一极。袁崇焕这一独立品格，是其区别于同时代诸多官员的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由是，他具有独立心态、独立意志、独立品格和独立行为。这是袁督师铸成英雄形像与扮演悲剧角色的性格因素。袁崇焕的独立品格，主要表现在：
第一，敢走险路。袁崇焕中进士之年，明军萨尔浒大败；朝觐之年，明军失陷广宁。其时关外形势，经略王在晋认为已无局可守。但是，袁崇焕不与同僚、家人商量，单骑出阅关内外。回京后，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而当时的“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rànɡ）臂请行”。廷臣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从此袁崇焕与辽事结下终生不解之缘。时袁崇焕从八闽而至京都，由县令而升主事，他本来可选走笔直平坦之道，却择行崎岖危险之路。当时作为供职于京的下层官员来说，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他完全可以行某种平稳之计而不冒此风险，不担此重任，择险而行。特别是千里入援，未奉明旨，不听劝谏，率军进京，走着险路。
袁崇焕选走险路是由其价值取向与性格特征所决定的。他出关之后，继续择险而行。如受命赴前屯安集流散辽民，史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又如宁远以缺饷四月而兵哗，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被缚于谯楼上，寻自肃自经死。督师袁崇焕于到任次日，“单骑出关，至宁远，未入署即驰入营”，迅即平息兵变，表现出超凡的胆魄。前面讲过，袁崇焕任邵武令时，县衙旁着火，他登墙上屋，奋力救火。袁崇焕令邵武时，童试之后，他绝不阅卷，却“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亦属超越常规，奇异行为。以上诸例，袁崇焕脱常轨、走险路的性格特征可见一斑。
第二，敢犯上司。袁崇焕善待同僚，体恤下属，“焕得大将风，士卒同甘苦”。但是，袁崇焕不善于“应对”上司。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