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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此上意也。”
余：“焕非但无罪，实有大功。今日围城中，舍此，谁堪御敌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争之。”
梁：“人皆言焕畜逆。”
余：“兵由蓟入，焕自辽来，闻报入援，誓死力战，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谋也？”
梁：“焕杀文龙与王遵抚（遵化巡抚王元雅），非逆耶？”
余：“焕斩文龙是已；王遵抚死于敌者，而谓焕杀之，何以掩天下人之口乎？”
梁廷栋不悦。后来，余大成被贬官充军。
紫禁城鸟瞰
第四个故事：何之璧愿为袁崇焕代坐监狱。何之璧带着全家老少40多口人到庭阙叩头，请求代袁督师坐牢。
由于有这样的大义之士，冒死疏谏；再加上祖大寿在孙承宗的统率下，带领辽军陆续收复了关内的失地；而满桂等辽军以外的勤王军则一再战败，永定门之战身死。崇祯帝逐渐冷静下来，于是又打算任用袁崇焕主辽事。崇祯帝在钱家修的《白冤疏》上旨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著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但崇祯帝后来反复，决定杀袁崇焕。
袁崇焕的磔死，东林内阁的垮台，说明邪恶战胜正义，乌云遮住晴空，表明“崇祯新政”的结束。《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在这里，不能理解为因为袁崇焕死而导致明朝灭亡。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袁崇焕死了之后，“边事益无人”，边事更加没有人；同样，自东林内阁垮台，朝廷也更加没有人。所以，明朝的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么，崇祯帝为什么要杀袁崇焕？袁崇焕死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第三十五讲 崇焕死因
袁崇焕被判死刑，究竟犯了何罪？他为什么由论死、到必死、再到磔死？袁崇焕含冤而死，已经300多年。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袁崇焕石刻像（拓片）
明末清初的文人，多从袁崇焕个人责任去找答案；民国以来的学者，多从崇祯帝、明奸臣和天聪汗的个人恩怨去找答案。这一讲我重点剖析袁崇焕悲剧的原因，先从钦定罪状说起。
一、钦定罪状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未刻（13～15时），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俱入，宣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
崇祯皇帝为袁崇焕定下的罪名，共有九条。这九条罪状，把袁崇焕送上了刑场。对这九条罪状，袁崇焕本人怎么看，有没有进行申诉，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史料详细记载。那么，让我们对这九条罪状逐一分析。
1所谓“付托不效”。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五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托，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
面对后金铁骑长驱直入，作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先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达兵薄北京，还没有攻打北京城，嘉靖皇帝就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杀了。此次皇太极攻打北京城，崇祯皇帝迁怒于重臣，接连重惩多位重臣，先命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第二天又谕令将工部尚书张凤翔下狱，把负责城防工事的官员廷杖八十，有三人毙于杖下。不久，又将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兵部侍郎刘策下狱、弃市。袁崇焕受明帝付托，诚心竭力，任事封疆，于朱明社稷，可谓“义气贯天，忠心捧日”。他提醒过要重视蓟镇的防守，而且他的防区主要在关外而不在蓟镇。但是，袁督师“付托不效”之责还是有的，而将后金入犯京师全部责任加到他一人身上，以显示主上圣明，这对袁崇焕则是不公平的。
第三十五讲崇焕死因｜2所谓“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帝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他欺骗隐瞒了什么呢？没有明说。崇祯帝责其“专恃欺隐”，或指袁崇焕“五年复辽”的目标。但是，崇祯帝若以此事指责袁崇焕，实属不妥。因为：第一，不能实现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袁崇焕一个人可以左右的；第二，袁崇焕督辽才一年多的时间，五年期限未到，不应以此相责。或许崇祯帝所谓“专恃欺隐”另有所指。
3所谓“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罄，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失所望，哈喇慎诸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
4所谓“谋款诱敌”。是指责袁崇焕以议和来引诱后金攻打北京。其实，谋款即议和之事，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明确疏言“和为旁著”，目的在于缓其兵攻而争取时间以固边防。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何以“擅主”！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袁崇焕与皇太极往来书简凡10封，其中皇太极致袁崇焕6封，袁崇焕致皇太极4封。袁崇焕的第一封复信指出：印玺之事，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又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则不应归其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第四封复信明确表示：战争长达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对袁崇焕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个评价：“它强烈地反映出袁崇焕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廷的责任感，他强烈地主张议和必须按照中国即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严戒其未经降封，不准随意用印。”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
5所谓“斩帅践约”。是指责袁崇焕与后金约定而杀毛文龙。史料已经证明，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往来，既无默契，更无议约。倒是毛文龙通款后金，谋降有迹。所谓毛文龙被杀，后金军才敢南犯之言，实则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至于对毛文龙先斩后奏，因而受到“擅杀”之诘，则应做具体分析。对于袁崇焕计斩毛文龙的“席藁待诛”奏疏，崇祯帝谕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师“斩帅”之事有，而“践约”之罪无！
6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而不加阻拦。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到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焕再疏奏喜峰、古北关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师又上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谏议——“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济其市粟糊口，免其导诱入犯。崇祯帝对袁崇焕的谏疏，或拖延因循，或严行禁止。己巳事变发生，不出崇焕所料，罪名却要崇焕独负。所以，袁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