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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刘■是五代时后梁将领。前面引述的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刘■率军与晋王李存勋（即稍后的后唐庄宗）在魏州交战失败一事。文中提到刘■熟读《六韬》，喜欢据战法机变用兵，结果中了李存勖假装撒兵的计策。刘仁赡是五代时南唐将领，有勇有谋，更重气节。南唐被周世宗柴荣打败时，连南唐君主李景都奉表向后周称臣了，刘仁赡也坚守不降。前面第二段原文提到他年轻时“略通兵书”。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
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师、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木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
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乓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先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在书中，反复阐明要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情况，针对敌情进行练兵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兵书一般都是前人对战争规律的探索，战争经验的总结，但书读多了，食古不化，反成教条，不惟无益，反而有害。像赵括、刘■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教教兵法也许更合适些，可是派到实际战阵上就未免害人害己。
13。诸葛亮用兵“不二过”（读司马光《资治通鉴》）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部右膝而卒。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卷七十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初战亮宜自临阵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七十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石籍批语集》第292页）
［解析］
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留下他上述批语的，是一本1956年6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
说到街亭之战，人们就想起失街亭；由失街亭，又想到空城计，最后是挥泪斩马谡。诸葛亮之智、之情，在这个史事（后来事实上成了故事）中展露无遗了。《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叙，虽较简略，毛泽东却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即最高统帅应如何亲临前线的问题。正像上面所引原文记叙的那样，街亭失利，首先是“谡违亮节度”，违背了屯兵扎寨的常规，“舍水上山，不下据城”。毛泽东的批语则指出，作为全军统师，在蜀军首次伐魏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诸葛亮应当亲临前线坐镇。
街亭之败，是蜀汉建兴六年（228）。蜀汉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时，因粮尽退军，以伏兵掩杀追兵，射死魏将张邻。毛泽东读至此的批语认为，街享失利以后的每次伐魏行动，诸葛亮都是必然亲临前线军中，直接指挥，诸葛亮似乎吸取了街亭之败的教训。不过，从此但凡军中大小事务，无论巨细诸葛亮一一过问，似乎也是一种累死人的统帅法。对此，毛泽东显然也是不以为然的，他自己做统师，尤其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只抓战略，而具体事交战场指挥去办。“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此方为益。
14。蜀汉之误：始于荆州、西川两分兵力（读苏洵《项籍》）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摘自苏洵《项藉》，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译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苏洵《项藉》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06页）
［解析＇
苏洵的《项籍》是其《权书》中的一篇。文中谈到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上面引的那段话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诸葛孔明年荆州而就西蜀”一句，引出毛泽东的发挥，提出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叔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盖，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熟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毛泽东着出，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毛泽东的批语是颇有史家见地的。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这是毛泽东说的“二分兵力”。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勉强维持罢了。
15。四方皆反，刘或以寡胜众，可谓奇矣（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