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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乓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还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部署上，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上。他还十分重视运动战，在运动中避开敌军之优势兵力的打击，在运动中集中我军的兵力，寻找分散或弱小之敌，一举歼灭之。
《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军事原则一样，掌握的关键在于岳飞所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失去了灵活运用这个灵魂，《孙子兵法》也好，毛泽东军事原则也好，均一并化为教条——实际上等于亵渎了它们。
3。知彼知己：不要看轻这句话（读孙武《孙子兵法·谋攻篇》）
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摘自《孙子兵法·谋攻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页）
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罩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则可能的。
——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2卷，第490页）
［解析］
毛泽东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战争的指导规律，它的科学价值超出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深这的哲理，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孙子是在“不可取于鬼神”（《用间篇口的反天命思想指导下，提出这个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名命题的。他看到战争是生死搏斗，要达到“自保而全胜”（《形篇》），必须全面掌握情况，只知己不知彼是不行的。但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不自觉不彻底的。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思想改造了孙子这个著名命题并赋予新的含义：其一，揭示战争作为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是“一种必然运动”，人们是可以认识它的，由此战争胜负也是可知的。其二，战争的认识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要如实地反映敌我情况，必须去掉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者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片面性，把了解整个战争贯穿在“学习和使用”的全过程。其三，战争双方各自的情况是发展变化的，要着眼于各自的矛盾特点，摸透彼此的长处和短处，掌握战争主动权。经过毛泽东的批判改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命题就成为“科学的真理”了。
具体说来，军事指挥员怎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呢？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孙子的这句话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要成为“百战不殆”、智勇双全的优秀军事家就要熟悉敌我双方的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子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系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然后实施计划。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说，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修改计划，“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子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经毛泽东的阐发，孙子的“知已知彼”思想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军事认识化。
4。先让一步，是以弱胜强的法宝（读《左传·庄公十年》）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判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判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摘自《左传·庄公十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
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204页）
［解析］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古代编年史，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14年（公元前454年），比《春秋》多17年。《春秋》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相传曾由孔子修订。《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侠闻琐事，保存了大量史料，相传为鲁国人左丘明著。他曾任鲁国太史，双目失明，与孔子同时。清代学者认为该书是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目的是用事实解释《春秋》。该书虽为鲁国的编年史，但同时包含了春秋时代其他各国的史实，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生动地记叙了各国君主争夺霸权和互相兼并的社会历史面貌，描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对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详略适度。
齐鲁长勺之战，是春秋时以弱胜强的一个战例，发生在鲁庄公10年（公元前684年）。长勺，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春秋》的记载只一句话：“公败齐师与长勺。”《左传》则记叙了其战前、战中、战后的全过程。这段记叙后来以“曹刿论战”为篇名被收入许多选本。齐、鲁为邻国，齐在今山东的中部和东北部，是大国；鲁在今山东的南部，是小国。开篇说“齐师伐我”的“我”，即鲁国。强兵压境，对弱方来说，如何应战是很关键的。曹刿的做法是，在战略方面，把取信于民作为战胜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