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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这个讲话后，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中共党方面发表的重要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以及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对新旧三民主义，真假三民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了更具体的阐述。应当说，《新民主主义论》是这场论战中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方最重要的论著。
45。两个中国之命运（读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
我以为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如果能用客观的态度，拿过去的事实来证明他，由现在世界的变局来分析他，就将来中国的前途来推求他，就可知道中国惟有三民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亦惟有国民革命是正大光明的路线，而且惟有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是中华民族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
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抄袭附会而成的学说和证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摘自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介石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
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
——摘自毛泽东1943年10月5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
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18—924页）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
——摘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
命运》（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5—1026页）
［解析］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于1943年3月，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
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一、通过回述中华民族的历史，极力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大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于是赞赏“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二、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书中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改造”与“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的遗产，来“开创”与“充实”亿万子孙立命的基业，于是号召“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三、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提出共产主义是以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从而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非彻底改革”不可。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暗示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但中国的命运的决定却“不出这二年之中”。
《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把它列为各界的必读书，累印至近百万册。这个时候，正好共产国际经过协商，自行解散，一些反共分子又企图借此事件给共产党一击，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危害性，考虑予以回击。该书出版仅一个月，毛泽东在1943年4月22日给何凯丰的信中说：“《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谈到《中国之命运》。7月，他又修改审定了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19日、致信秦邦宪、陆定一，指示把陈伯达的文章登在《解放日报》，并在广播上广播两次，还要印出一万五千份小册子。随后，又指示各地党委转登转印陈伯达的文章，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7月21日致董必武电）此外，毛泽东还为《解决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集中驳斥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还专门召开理论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研究蒋介石的这本书，在了解它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批判它。1943年3月到10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论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发表的重要文章除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外，还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等。
如果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比较集中于国共两党在思想体系方面的对立与分歧的话，那么，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则更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直接指向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