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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的批注道：自然同社会都是变的。要从历史发展看，不要从一时静态上看。要紧的是事物间关系，而不是事物；是抽象的东西，不是具体的东西。看来并不反对梁提出的考察思路。从历史变动的角度，从不同事物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危机，并从中抽象出规律的和本质的东西，他们两人的看法是相近的。这样，便涉及到怎样认识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崩溃，直观看来是由于帝国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落后。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梁漱溟在书中说近代中国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西洋人过来”，使“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所致，毛泽东把梁的论述概括为：“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没有作批评之语。
梁著还说：“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毛泽东对这两段话的批语是，“不是少了东西，也不是多了障碍，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内部问题大过边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又和外患交合在一起。这就引出中国社会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危机和中西方社会文化的高下这两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和梁漱溟就有分歧了。
梁著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唯一的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者说中国就没有政治。具体说来，“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亦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
梁漱溟的根本意思是，文化危机失调表现为政治上无办法；政治上无办法又来自政治制度的中断，使社会失去维系的核心。毛泽东在对这几段话的批注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针对梁著说的政治无办法在于没有“唯一的最高国权，陷于分裂”，提出这样的疑问：“不是政治不好，而是政权分裂？”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不是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这是结果，是表象，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即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在强列的侵入面前，只得被动挨打。按毛泽东这个思路，中西方两种社会文化在碰撞比较中的高下差异便不言而喻了。
但梁漱溟不这样认为。他在书中说：“中国社会构适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并以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后常常被同化的事例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又说：“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由此，梁漱溟的思路有着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但这里说的社会文化只是指政权的断裂和分裂，而不包括思想制度这些无可置疑更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中国文化原来“甚高”，并旦与西方文化是“两样”，甚高而两样的文化相撞，使老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这样，近代中国崩溃的最终原因，似乎又不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而在外来文化的侵入了；乃至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究竟怎样结帐也未可知。对老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自信和眷恋，跃然纸上。从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批注可知，他不同意梁的这个观点。的确，历史上一些外族侵入，都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了，但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碰撞，已然不是封建社会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故毛泽东批注说中国社会文化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如果说最终结果还待来日的话，那么，只有“更高者能胜之”，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只能陷于更大的失败。
43。摆脱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出路何在（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这时，统治力量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来，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他讲求进步，而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但历史恰不如此
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
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要决定这两点，必先认识中国问题是个什么样问题？譬如认定中国问题是在外不在内，如同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整个中国民族来解决这问题；对第二点，就应当说是民族革命。又如认定中国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如同1978年法国革命爆发，或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一样：那么对第一点，就应当是社会中某阶级或其如何联结为原动力；对第二点，就应当是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
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在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它几乎不像一个革命，因它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民族问题早掩盖了阶级问题。然而亦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
——摘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是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点一切皆非。此点是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摘自毛泽东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语
［解析］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梁漱溟对解决中国问题有自己一套思路。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不同意的。
（一）对老中国社会是改良还是革命。梁漱溟在书中很推崇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其“改革之中尚有因袭，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也应走维新的路，即“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制度（实即政权）或不变，或变而不断，采西方之长，求局部变化，“慢慢地求进步”。显然，这仍属洋务派开启的“中体西用”的老路。对此，毛泽东不认为“日本维新好于中国革命”，说梁的思路反映了统治者、改良者的思想全部。梁漱溟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连划了三个“？”号。
（二）怎样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化中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这实际上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认识前提。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既然来自内部，那么，解决危机的出路便不是像印度人受制于英国人的时候那样，搞民族革命，也即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性质不是“对外的民族斗争，而是民族自救”。这样说，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发生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内部阶级斗争的大变化呢？不是，梁漱溟在书中还写道：“若在旧秩序未推翻的时候，旧秩序便是一个有力的革命对象，大家的要求都还集中在一点上，事情就容易办。现在则对象非一个，要求不一致，说不上来同谁拼命，说不上来社会最大的最有力的要求是什么。”因此，同内的变化只能是社会性改革，或称“文化改造”。于是，他的结论是：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很缺乏“政治斗争性”，“实在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