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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下部则围绕他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张，阐述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谈及他们一班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所遇到的矛盾和危机。梁漱溟这部著作的结构意图很明显。即，要解决中国问题，首先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
1937年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蓬勃兴起。梁漱溟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拥护的。为进一步了解中共党的政策，交换意见，他于1938年1月5日至25日赴延安考察访问，并携带了他写的几本小册子以及《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以求得对自己的主张的理解。
据梁漱溟回忆，他在延安时，毛泽东共会见他八次，除两次是设宴招待和送行的一般应酬外，其余六次会见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两次还是从头天下午六点直到第二天清晨的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便是围绕《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些观点展开的。
在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答问录》中，对这次长谈有如下记述：
“我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一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
“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衣奴，贯富对立，责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木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我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这段回忆中，有关毛泽东的言论，有两点，一是阐述中国社会需要彻底革命和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三个革命法宝，一是提出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分析只看到其特殊性，即重伦理关系的特征，而忽略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并渗透到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阶级关系这一普遍共性。
在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当时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所写的1500字左右的批注中，毛泽东针对梁漱溟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与西方社会文化的异同关系的分析，要具体得多。有的是概括梁著的论述，有的表示赞同，也有不少是不同意梁著的观点。毛泽东读梁的这本书，大致是在1月12日左右。这可以从这天他写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该信提到，“粱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这里的《乡村运动理论》，应是《乡村建设理论》。
在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中，首先接触到的，便是怎样认识形成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源。
中西方社会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人际关系诸方面，有明显不同。“五四”以来思想界谈论较多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中西方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社会由于从中古以来始终过的是宗教教会或民族国家这样的集团生活，于是派生出个人本位这一对立物。中国社会由于始终是以家庭生活为基础，因而导致伦理关系这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人伦观念。
毛泽东也承认中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认为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从前面引的毛泽东的几句批注可知，在毛泽东看来，确立人类社会发展不同社会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即要看“经济范畴”，而不是所谓有无“教会”。中西方社会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演变，都是根基于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再进一步，西方近代社会出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是否来自其集团生活中对个人的过强干涉的反动，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梁漱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的。毛泽东的批注是：“？，否！从资本主义而来。”与此相应，中国社会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潮，并不简单因为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而无从反映个人问题，也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存在过西方中古的宗教和现在的民族国家意识，从而难以出现个人的“反动”，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仍然是“农业经济”，是“封建国家”。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确实存在着梁漱溟说的“个人本位的社会”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的差异的话，那么，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基础，在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这些都是资本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而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是介于个人与群体的一种“中间形态”的话，那么，它的含义也不是抽象的“伦理关系”，而“是家庭农业经济，是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再进一步说，如果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更多地张扬个人主义，并且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又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以强调群体合作，那么，中国社会文化“当然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所谓中间形态。”
41。是“伦理本位”，还是阶级对立（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社会方面）在感情中皆以对方为主，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着。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经济方面）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史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迄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
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政治方面）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