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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邹客、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时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旱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吏，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这是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作出的公允评价。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只淡过一次。
在1953年3月22日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谈到这几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文章特点：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如此，刘光汉（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才30岁。梁启超青年时代也是所向披靡。
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同田家英、吴冷西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为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办的报刊，他在青年时代便是读过的。其中，《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1908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初又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共出26期。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主要撰稿人先后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章太炎等。毛泽东在1910年8月4日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本会总记》中，谈到由他实际主持的湖南学生界联合会的历史渊源时，便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学生们为“寻出他们的朝气勇气活泼气”，便私下阅读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时务报》是清末维新派的重要报刊，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为旬刊，由梁启超主编，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1898年8月8日出至第69期后改为《昌言报》，同年11月停刊。《大江报》，1911年1月创办于汉口，詹大悲主编。响应革命号召，为武昌起义作出了贡献。同年7月被查封。这些报刊，分别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重要的“喉舌”作用。所以，毛泽东高度评价它们的进步意义，同时也高度评价了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作用。特别是章太炎、章士钊这两位后来不无疵点的人物，毛泽东也是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的，充分肯定了他们前期的充满朝气的革命宣传活动，称章太炎“前半生革命正义凛然”，所写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关于章士钊，毛泽东在建国后同他的朋友之交，人们已经熟知。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仰慕他主办的刊物，并引用他的文字的一些事情，不少人或许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引几份材料以供一阅。
1914年5月，章士钊任主编的《甲寅》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刊，共出10期。1915年10月停刊。该刊在湖南也有发行。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他从一个姓徐的人那里借阅这个杂志，可能是每期都读。后来这个姓徐的人离开了，毛泽东于1916年1月28日特意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
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
弟泽东叩一月十八日稍后，毛泽东又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子升学长惠鉴：
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游？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肃此，敬颂学安。不一。
弟泽东上言
二月十九日
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章士钊主编的这个杂志已经停刊。两次催借《甲寅》，“欲阅甚殷”之精，溢于言表。
1919年6月11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被捕。章士钊致电当局首脑，请释陈独秀。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又特地叙述了章士钊请释陈独秀的情况，还大段引用了章士钊的电文：
章行严（引者注：章士钊字）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馆长及研究所逻辑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给京里的王克敏，要他转达警厅，立予解放。大要说——
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龚心湛一函。说得更加激切——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结念为劳。兹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彼逮捕，迄今未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详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讲学为务，虽其提倡新思潮，著书立论，或不无过甚之词。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含有政治臭味，则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讵可蹈腹诽之诛，师监谤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论，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萦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详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渐防微，用敢望诸当事。且陈君英资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缩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那。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
章士钊拜启六月二十二日从这两件事情即可看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阅读章士钊的言论，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8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