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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1—333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替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固，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劳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星，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音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人民内部是实行人民民主，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民主制。他认为，在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占全国人口几乎99％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项自由，享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等诸方面的权利。
毛泽东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党内的民主空气已经不很健康，左的因素已经很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这些话中发现睿智的火花。关于人民权利和民主的这番讲话，即使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明智和深刻，能给予我们很多启迪。
社会主义民主的确就是一个人民有权利管理国家的问题。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关键就在于人民实际并不能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人民管理国家这一根本权利如何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让人民来直接管理国家，更不用说开会商议国家大事。古希腊城邦制度下，每个城邦有公民权的公民不过万数，开会表决已经变成一种形式。而现代国家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直接管理只能是空谈或梦呓。实行人民的权利，资产阶级议会制走不通，而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的做法，毛泽东也认为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出路何在，毛泽东在思索。
29。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靠别国的帮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后，可以避免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给它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依靠先进国家的帮助，落后的国家发展国有的大工业，建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摘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第331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解析］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实际上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贯坚持的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以他1937年在《矛盾论》中提出的内因和外因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为理论依据的，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国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国通过年因而起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这是他一贯的思路。1939年9月16日，他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明确宣布：“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是因为外援的作用不能代替自身的革命斗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对此，毛泽东也多次作过论述。1945年1月10日，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的胜利，依靠什么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他又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这就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后，争取到了苏联的156个建设项目的援助。由于缺乏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做法。但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一再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并依靠自己的力量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6年以后，毛泽东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学习外国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8年6月，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理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正值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由于党在经济建设等工作上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施加压力，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