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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胡适认为，“自修的条件很不容易：（1）参考的书籍杂志，（2）肯尽义务的学者导师，（3）私家或公家的优待介绍，（4）便于自修的居住，（5）要求良好学校的旁听权。此外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条件：谋生的工作每日决不过4小时。如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尽管他们对举办自修大学的意见不同，但毛泽东在拟定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条件和办法，并列为明确的条文。自修大学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发表了评论。
46。颇想研究国语（读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锋》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五·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毛译东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04页）
［解析］
黎锦熙（1889—1978），号邵西，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历史。1915年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长期任教。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与黎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黎锦熙在该校任教。他们常在一起畅谈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黎锦熙到北京后，他们之间仍然不断有书信来往。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在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黎锦熙和教育界的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感到学校“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以国文一科为最”。学生只是“咬文嚼字，费尽心力，而终于文理不通，白字连篇”。黎锦熙认为：学生自初小以至中学，“国文一科更为输入“一切常识、精求专科学理之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实行义务教育，不过健全国儿童虚掷四载光阴”。因此，国文一科教科书，必须改革。基子这种思想，黎锦熙撰写了《国语学之研究》上下篇，上篇《原理论》发表在1919年8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六号上，内容包括“发端”、“音韵”、“词类”、“语法”和“结论”等五章。毛译东本来是学教育的。他从一师毕业后就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他同样感到教材必须改革，他读了这一期《民锋》后，立即给黎锦熙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说：“读之益我不少”。还表示对“国语”颇想研究，他认为，要改革教育，首先“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
毛泽东这些话，并非即兴之论，更非应酬之语。他青年时代确实很注重国语学，并下过一定工夫的。例如，早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里，他说：“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这里说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是指黎锦熙发表的《论教育之根本问题》，该文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1919年9月1日，即复黎锦熙谈其《国语学之研究》那封信的前4天，毛泽东在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后发表于1919车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中，列了71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里，就包括“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又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
刊载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的《民铎》杂志，创刊于1916年6月，是由一批留日学生所发起成立的“学术研究会”主办的综合性刊物。最初在日本东京出版，从第5期开始改在上海出版。1929年停刊，共出版52期。前期的主要撰稿人有李石岑、易家■等人。刊中间或也有郭沫若、田汉、郑振铎等人关于文学方面的著作出现。毛泽东在仔细读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的同时，也读了田汉在同期《民铎》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并同称为“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
47。在岳麓山建设新村（读周作人《日本的新村》）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k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至于实行上，现在正是发端，去年十一月，才在日向的儿汤郡石河内买了一块地，建立第一新村，着手耕种。又在东京发行一种月刊《新村》发表意见，记载情形。下面这几节，便从这月刊中抄出，可以晓得大概。
“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时吃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迭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十时以后息灯；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十一时以前，各人自由，以后搓绳或编草鞋，及此外屋内可做的工作。每月五日作为休息日，各人自由。又有村里的祭日到那时节，当想方法举行游戏。”（十二月七日武者小路笃实通信，见《新村》第2卷第1号）
——摘自周作人1919年3月15日《日本的新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人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忌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摘自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学生之工作》（见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49、455页）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五四”时期，为寻求社会改造的途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大都首先是接受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后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的。日本的新村运动，在当时对毛泽东影响较大，而较早介绍新村运动的，便是周作人（1885—1967）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上《日本的新村》这篇文章。
当时，出身于日本贵族的自然主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