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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年1月31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精忠岳传》2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嵋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l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年10月12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3。把西方的东西引进中国（读郑观应《盛世危言》）
［原文＇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知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干学堂，论政干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抢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摘自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父亲＇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13—15岁时，毛泽东离开私塾，辍学在家。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他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他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他父亲很烦恼，因为父亲要他读经书，于是，少年毛泽东只好偷偷地利用晚上的时间读他能找到的“新书”。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这个时候读到的。
《盛世危言》是近代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著作。郑观应1842年生于广东香山。1858年他放弃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热衷的科举考试，到上海学习商务。在此后的20多年，他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同近代有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同办过“洋务”；他自己也曾经营过贸易、投资轮船公司，是位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郑观应不仅深谙孔孟之学，而且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致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2000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
该书分5卷，正文57篇，附录19篇。《道器》篇列首，为全书总论，继以《学校》、《西学》、《考试》、《议院》诸论。从前面引述该书“自序”中的一段话可以知道，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成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读物。其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还是相当新鲜的，特别是郑观应“以中学为体，辅以西学”的主张，对他很有启发。他意识到中国绝不能守着祖宗的老样子不变了。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爪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木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盛世危言》等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于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他读的书，对他“发生了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他对斯诺说的：“《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作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最后。还是父亲作出让步。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不久，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里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