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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泡尔生此说诚哉其然。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彼自谓知之已稳，故信之也坚，吾人乃指其坚信之状态，而字之曰迷信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往往而无适。由此以观，虑因论理学及心理学既明，必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固非，即泡尔生之以人虽明论理学与心理学，而仍不依之以行，仍依其固有之冲动及感情及良心，亦非至当之论也。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27—229页〕
［解析］
泡尔生这段原文的意思是，人们是依据自己的良心的命令为人处世，而不是靠逻缉理论、心理学结论等理性知识来决定自己的动作行为。举例来说，对那些信神信鬼的人来说，即使科学知识证明了迷信鬼神是荒谬的，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迷信心态；就是那些大哲学家，也不是用他们的道德哲学来指导其日常行为的，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他们的冲动、感情、良心等。
毛泽东的批语则不同意泡尔生的观点。他的批语说得很明确：（一）影响人们行为动作的，除国有的冲动、感情、良心等非理性的人格因素以外，还有理性的知识，如逻辑、心理学等知识，它们的影响力各占一半。（二）泡尔生用以论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是人们的信仰并不受知识的干扰。毛泽东驳议说，所谓信仰，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信仰、行动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三个环节，即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知之越熟，信之越坚，行之越切。如果知、信、行不统一，人们内心必陷于矛盾而无所适从。（三）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来看，正是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才有不断的变革进步。
40。服从神何不服己（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论者又难曰，良心之起原，既如经验论之说，终不免使人类有法律以外何所不为之思想。盖其初固以道德律而出于神之命令也，今若以神之有无为可疑，又或决神之为乌有，则举其所谓命令而唾弃之，非自然之势乎？余答曰：然，是诚自然之势，而决非真理也。道德律即如经验论之说，决非偶然断定之制度，而实以宇宙之性质及人类之性质为根本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种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原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之事物，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容，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寡者椎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摘自毛译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0—231页）
［解析］
在伦理学史上，有一种主张，认为人类的良心道德法则，起源于神的旨意。泡尔生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道德法则的根本是“宇宙之性质及人类之性质”。这确实是一个进步，把“道德律”从神的世界引向了人的世界。但是，因没有对人类和宇宙的“性质”作出科学的明确解释，其“道德律”仍属于客观唯心论的范畴。毛泽东的批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主观唯我的道德律。
毛泽东的思路是，要说有神的话，自己就是神，人们的道德行为所依据的，便是自我；如果说，道德法则起源于宇宙性质的话，那么，我就是宇宙，或者说，宇宙本就是由不同的“我”组成的。因此，在道德上，可尊、可畏、可服从的，便只有我。这就把泡尔生的客观唯心论范畴的道德律，引申到纯主观的道德律了。
毛泽东的批语中提到，他曾经主张“无我论”。“无我”原为佛教名词，认为世界上没有物质性的实在自体（即“我”）的存在。其说又分二种：一为人无我，是说人身不外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结合而成，没有常恒自在的主体；一为法无我，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由种种因缘和合而生，不断变迁，无常恒坚实的自体。我国近现代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往往把古代某些思想家强调重视“大我”、牺牲“小我”的思想也称之为“无我论”。例如杨昌济发表于1903年《游学译编》第八册上的《达化斋日记》中说：“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宇宙年事，皆吾性分内事，为己者为此也；元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无我者无此也。”毛泽东说他曾主张“无我论”，大概是指他接受杨昌济的一些伦理学观点说的。
41。“义务”即发这自我之精神身体能力（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义务观念，以最狭之义言之，则吾人对于他人主张之权利，而定其当为及不为，如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是也。至其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则在义务以上，以其出于自由之意志，初非如前者之有所谓责任也。以此意言之，则无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矣。
以义务之广义言之，则凡与风俗习惯及道德律一致之生活及行为，皆谓之义务。如有人揖我而问途，而吾不之告，是即违义务者。盖义务观念中，固有亲爱同胞之命令也，若乃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则在义务以上，为之则为有功，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盖圣贤豪杰之所为也，以此广义言之。吾人得有对于自己之义务，发达自己之能力是也。义务之责人，乃有一程度，所行者在此程度以上，即为有功。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与良心”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节不甚当。
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
为之则为有功，即宜以为之为义务，安有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之理。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岂为合于论理之言哉！——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34—237页）
［解析］
在“义务及良心”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泡尔生试图对“义务”这个概念的含义作出界定。他认为：（1）最狭义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