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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或经验观察证明它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理体验、直觉意识到它。《孟子·告子》篇记载，孟子反对告子关于“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王守仁则认为“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渚阳卷》）。毛泽东认为，这些看法也属直觉论。
第五章“义务及良心”说：“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Fichte）尤甚。”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我国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不过是人心中的一种国有的先验的理性。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它来自人的意，乞自身，与社会生活和外部事物毫无关系，人必然会遵守这些道德律令，而遵守道德律令就是尽义务，并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的公式。宋儒的“天理”，廉德的“先验理性”，在支配人们道德义务方面，确有相似之处。非希的，今译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在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康德的思想。
第六章“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说：“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而特别为之尽力。此吾人于事实界所易决者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即儒家之义”。泡尔生的观点是，尽义务的轻重缓急，依人与我的关系轻重缓急而定。泡尔生还打了个比方，说其他人就好像环列于“我”的四周，“我”对他们的义务，“则视其去我中心点之距离，而定其动所及之率。”毛泽东说这与儒家之义相同，大致是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些逻辑推论。
第七章“道德及幸福”说：“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章，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弥得，今译施密特，19世纪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引用了他的《希腊伦理学》第一章所收希腊的有关善人受赏、恶人受罚的论述。毛泽东则引用我国《尚书·伊训》中同样论述，来加以对照。
以上几例，表明毛泽东青年时代，是以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基础，来接受西方近代伦理学思想的。
26。道德实践先于道德哲学（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良心之起原，及其与人生正鹄之关系。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19—120页）
［解析］
化理学（即道德哲学）与人们的道德实践的关系，是伦理学研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泡尔生的观点是，道德先子道德哲学而存在，道德哲学可以反过来规范“吾人之生涯”。对此，毛泽东是肯定的，但在道德哲学产生的基础问题上，他强调的侧重点，与泡尔生有所不同。
譬如，善恶，是道德哲学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原书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子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毛泽东批道：“殊未必然。”为什么，他认为“善恶生于利害”，即是说，善恶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是不能分割的。
对于道德实践及准则，毛泽东也强调其受社会时代实践特点制约的一面。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毛泽东批道：“此并不难言”，“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泡尔生书中有儿处谈到伦理学是“实践科学”，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批道：“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有唯物论色彩，也有唯心论色彩。因此，最易受泡尔生二无论思想的影响。在善恶生成等问题上，他虽然肯定了其实践性，强调了“成于经验”，但是，正像前面引述的批语所说的，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最后，绕了一圈，又回到“生于心理”。仍属于唯心论范畴。
27。精神之个人主义（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听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语甚精。
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太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容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容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乃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1章“善恶正鹄沦与形式论之见解”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51—153页）
［解析］
毛泽东这大段批语，无疑是借题发挥，反映出他当时的主导思想。他把小我与大我结合在一起，认为，从宇宙和个人的关系来说，宇宙是由无数自我构成的，自我是宇宙的基本单位，因此，自我即是宇宙。它们是基础和整体的关系，没有自我，就没有宇宙，所以，个人、自我，“有无上之价值”。同样的道理，在国家、社会、团体这样一些具体的组织结构中，个人、自我的价值，也高于一切，它们无非是个人、自我的结合形式，或表现形式。在另一处的批语中，毛泽东还说：“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据此思路，凡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自然是“恶”，“罪莫大焉。”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明显是对当时由《新青年》引发的个性解放主张的极端响应。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忽视个人价值，所谓三纲，也就是确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来是先进的。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极大价值的时候，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感觉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28。人类一大我，利己为基础（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余以为是说（按：指利己主义）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他人之休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