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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
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应该说，这六点意见，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允的。
95。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读鲁迅《门外文谈》）
［原文］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摘自鲁迅《门外文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巴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吉辞又很美丽。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125页）
［解析］
鲁迅的《门外文谈》，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目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据作者说，这是夏天在门外乘凉同邻人聊天聊出来。其实，这是篇很有理论深度的文艺论文，在当时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影响很大。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文字、文学的起源，强调了文艺创作和发展同大众有密切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鲁迅曾将这篇1。3万多字的文章，同他的其他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4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1935年9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说明他当时已读过鲁迅的《门外文谈》。他认为“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的”，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这与《门外文诙》的观点，一脉相承。1966年在杭州的谈话中说，“鲁迅说，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并以《诗经》里的《国风》为例，说许多是老百姓作的，这一说法，便直接出自《门外文谈》。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并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
基于“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毛泽东一生对民间创作的歌谣，始终是一往情深。他在考虑新诗的发展方向时，也始终把民歌摆在重要的位置。1957年1月14日，他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关于诗，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
毛泽东着力于从民歌中寻求新诗的发展道路，除与他对诗休形式的一般看法有关外，还根基于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对历代诗体的生成过程的认识。
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终生信奉和宣传的信念。他心目中的人民，绝不是泛指一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排斥在外的，而主要是指农民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晚年，甚至也不包括专门从事文化创造的知识分子。就文学创造而言，他多次谈及农民大众或老百姓是生动语言的根本来源。因此，在文学创造上，大众化是他指示的一个基本方向。而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反对党八股》）。在诗歌创作上，跟老百姓学，自然就是民歌。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这天，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个聚会，特意邀请了劳动模范陈永贵、下乡知青典型邢燕子等。毛泽东把陈、邢二人拉到自己身旁就座，同他们谈起古代有名的诗人都不是进士出身，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毛泽东说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这一判断也是《门外文谈》里有的，并且有文学史根据。中国诗史上的各种体裁，也多发源于民歌，而经文人的倡导和实践乃始定型。《诗经》中的四言诗便多是民歌；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开辟骚体（多为七言）；汉乐府的五言形式也是经班固的《泳史》和辛延年的《羽林郎》运用之后被文人普遍采用；在律诗定型后，又是民间先出现《杨柳枝》一类的俚曲小调，然后由文人对其音节、句型加以改造，胎息孕育成词。正是基于对诗史发展特征的这一认识，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1958年11月郭沫若同周扬为他们编选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写的序言，便提出文学史上历次创作高潮都滥觞于民间文学，“任何发展都是有本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