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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其主张，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海外。在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仍坚持改良立场，日趋保守。康有为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便是其这方面的代表作。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曾经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已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王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人养病院，老则人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情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旱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及其《大同书》，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曾使许多人倾心于这种社会理想。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念书时，就接触过康有为的著作，并表示崇拜。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1913年《不忍杂志》发表的甲、乙两部。
同时，谭嗣同的《仁学》也大力宣传了大同理想，其下卷第46则说：“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倡随。”“大同”之说，本出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曾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闲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记》、《仁学》都是毛泽东青年时熟读之韦。可见他对“大同”之说从来就不陌生。
就当时情形而言，康有为对大同的描绘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人中影响最大。一刚他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兼一代思想大家的身份来倡“大同”说的；一则他“托古改制”，在原有的“大同”思想里揉进了许多西方新学如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一刚他对“大同”社会的描绘最为详细，洋洋20余万字，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也是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在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3人之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他明确宣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更明显的是，他吸收了康有为慈悲救世才倡大同的思想，这在前面引述的那段毛泽东信中的话里即可知道。
《大同书》中的一些具体意见，对青年毛泽东也有影响。我们这里仅举三条。
《大同书》说：“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寸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君子、小人“共跻圣城”后，“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虽是直接受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而写的，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设计，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
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会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不稳定的，是多侧面的。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又认为“大同”之说是“谬误之理想”。这与他立论的角度不同有关。在“批语”里，他是要力求论证世界差别的永恒性，论证人类思动、思斗的本性欲望来否定“大同”的，故他还说，“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但他并不否认，“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可见，作为人生哲学课题来探讨的“大同”，与作为社会政治理想来倡导的“大同”，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大同”之说作为社会理想和人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有价值的。故在写“批语”之后，他又构想“新村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也常常借用“大同”来表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前面引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那段话就是一个例子。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视察了河北徐水。第三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本身及其《大同书》的具体内容，并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在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