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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稀，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毛泽东在“刺时文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读诗话时，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很注意。《随园诗话》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都加以圈画。如卷十二有一则说：“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谷梁》云：‘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渹？’《唐韵》：‘江难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又一则说：“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湿苓”、‘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佳名’，‘字余曰灵均’。‘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辩》，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另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
韵也，而用‘芹’字。苏颂《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朘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随园诗话》里还有一些涉及楹联的内容，毛泽东都注意到并认真圈画了。卷一有一则说：“‘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毛泽东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随园诗话》卷一中，有一则说：有人征求戏台的对联。一人集唐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一人集宋诗句：“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的集曲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都很贴切，又很幽默。《随园诗话》卷十二，有一则说：有人和他不带眷属的朋友开玩笑，作了一幅楹联：“三间无佛殿，一个有毛僧”。另有一人，性粗豪，住的房子小，贴了一幅门联自嘲：“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毛泽东对这类楹联也圈画了不少。
毛泽东很注意读诗话中有关诗人的经历、著作、为人处世等方面的介绍和轶闻。《西江诗话》是按人头辑录的，对其中欧阳修、陶渊明、黄庭坚、晏殊、文天祥、杨万里、洪皓、洪迈等人的段落，毛泽东有很多圈点勾画。特别是对王安石。诗话中《王安石》（《西江诗话》卷二）一文，讲到王安石的文字锤炼过程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接着，作者例举王安石的诗：“含凤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说：“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读之不觉有对偶，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诗话的作者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诗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逐步臻于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在这一段加着圈和点；在“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旁，重笔画着曲线；天头上画着大圈；对所提到的四句诗，都加了图画。诗话中还提及王安石的一件轶事：蔡天启（按：宋元丰车间进士，徽宗时为吏部员外郎，编修国史，能诗文，工书画），曾帮助王安石降服了一匹很难驾驭的烈马，王安石赠之以诗：“身着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诗话中说：“士大夫盛传公以将帅之材许天启。”对这件事，毛泽东特别在书的天头上画上大的圈记。
《西江诗话》中《晏几道》一文，作者引用黄山谷在《小山集》序言中对晏几道（1030？—1106？）的评价：“叔原因人英也。仕宦连蹇，不一傍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休，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终不疑其欺己。至于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毛泽东对这段话，全文作了圈点，在书的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叔原是晏几道的字；《小山集》是他的著作。晏几道是宋朝著名诗人晏殊的儿子。晏殊早年显达，在宋初太平盛世时，历官要职，位至宰相。他的诗风表现了雍容典雅的贵族情趣。他的儿子晏几道，后来却贫困落魄，穷愁潦倒。他的诗
风既有和晏殊相同的一面，又有感伤凄楚的特征。黄山谷的序言，评价了晏几道的为人，也评价了他的诗词。毛泽东的圈画，说明他对这些评价的重视。
83。掌握音韵格律，就自由了（读《诗韵集成》、《增广诗韵全壁》、《新校正词律全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摘自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解析］
作为诗人词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1959年9月7日致胡乔木信）难在何处，除了内容素材的提炼以外，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便是形式韵律。为此，他经常劝人学习和掌握韵律，而自己更是注意研究。对旧体诗在形式方面的发展演变也颇为熟悉。例如，他曾同一位诗人谈到：“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藏克家《毛泽东与诗》）这两段概括与文学史上的说法大体相吻。
1957年6月，毛泽东接见对词律颇有研究的冒广生时，曾相与论及待词格律问题。
冒广生说：“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三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出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