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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见《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238页，中央文献出版杜1993年版）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摘自张仙朋《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至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
这部小说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冲突，它主要展示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冲突并由此兼及周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自觉意识。对这一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者，便有被统治者。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根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在这次谈话中，他又称道小说“写奴隶像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于是，他注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阶级的划分统计。前面引的第三段毛泽东的评论，是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其中，便对小说人物做了相应的阶级划分，在此之前，196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大致相同的观点，说，书中写了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儿、晴变、秦可卿和她的一些丫鬟，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总之，《红楼梦》里写的“几十条人命”，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成为他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小说的重要依据。尽管小说中主子和奴隶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析，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社会关系之中；几十桩人命案，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红楼梦》里的统治阶级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实施其统治和压迫的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第四回总纲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其中提到了一张“护官符”，即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这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
1973年12月21日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毛泽东又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以为例证。第四回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根本的钥匙，大概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不平等的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财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小说的描绘也正是这样。尽管被薛蟠打死的冯渊的家人苦苦申诉：“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家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狂，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也半点无用，因为新近补授应天知府的贾雨村从门子处获知薛家就是“护官符”上之“雪（薛）”。在“护官符”的威严下，欲烧三把火的新官为讨好四大家族而殉情枉法，使冤者自冤，凶者无所顾忌地逍遥法外。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读《红楼梦》，得出的又一个看法是借爱情写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这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命运，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对作品反映的政治内容的理解，也不宜太过拘泥。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的抄家，后来贾府的抄家，《好了歌注》所揭示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地融进了贾府的日常琐事包括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演进之中，从而使读者不觉这些事件的孤立突出。总之，《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但如果由此认为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则无疑是偏颇之论，或说写爱情就是“为了”掩盖政治，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在作者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中，爱情与政治之间，也不是等量的，更不是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而是在爱情的描绘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毛泽东提出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说它写了阶级斗争，确然是别成一说。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在1964年8月18日于北戴河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到新旧“红学”，对“红学”的发展勾画了一个轮廓。这说明他不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也注意读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论著。
例如，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蔡元培在“红学史”上可以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毛泽东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搂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还说到王昆仑，他曾写过《红楼梦人物论》。还说到河其芳，他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