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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摘自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译东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解析］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徽仲，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明正德末年以贡生为翰林院待诏。有诗文集《甫田集》。其《满江红·拂拭残碑》，是他看到宋高宗赵构信托褒奖岳飞时所赐的手诏石刻后写的。该词是关于岳飞冤死风波亭的有名的翻案文字，认为其咎在宋高宗，宋高宗贪恋帝位，力主和议，故杀岳飞。而区区秦桧，只不过是投其贪恋帝位之“欲”而已，1957年6月，毛泽东约见冒广生和舒湮，冒广生向毛泽东说到舒湮在抗战时于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用秦桧影射汪精卫。由此引发毛泽东说了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对宋室南渡后的和战问题进行了评说，并引诗证史，念起文徽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诗史结合，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评论，指出了宋高宗自白的“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的历史真实性，进而肯定了文徵明不“为圣君讳”，在词里大胆而准确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真实性。
63。幻想的同一性（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垄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0—331页）
［解析］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约1500—约1582）在民间故事传说基础上创作的长篇神话小说。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以文名著于乡里，但困于科场，中年后始补岁贡生。曾任长兴县丞，因“耻折腰”拂袖而归，放浪诗酒，贫老以终。有《射阳先生存稿》。《西游记》由三部分组成：前7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故事；第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魏徵斩老龙、太宗游地府故事，交代取经缘由；后88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作品改变了早期取经故事以唐僧为主的布局及其宗教主题，把孙悟空作为中心人物来塑造。
《西游记》这类地道的神话作品所展示的，则基本上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虚幻世界了。如果仅凭直觉体验，则很难从中读出现实内容。鲁迅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谈过这样的阅读体验：“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五四”以前，关于读书的宗旨，虽议论纷纷，大体也不过是“劝学”、“谈禅”、“讲道”之类，由于作者笔调幽默、滑稽，对这些宗旨读者也是“无所容心”的。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中，对《西游记》的主题作了较多阐释的是胡适。他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鲁迅也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显然，他们都没有发掘出其积极的历史内涵。
如果用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西游记》这样的神话作品，结论就不同了。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幻想的同一性”，“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可以视为毛泽东评论《西游记》的一个指导线索。
毛泽东在不少地方谈到过《西游记》，大多是对孙悟空等形象做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如何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他也是有自己的倾向的。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作者“借神佛妖魔讽刺椰榆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在日理万机之余，详读一本地方文艺刊物所载关于古代神话小说的评论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毛泽东还特别欣赏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札记》的长篇论文。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不读第7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这便强调了神话与现实的“同一性”联系。该文认为，《西游记》之前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要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要造反，天兵天将去收伏，魔头们便同他们恶斗起来。“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因为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老百姓已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描写、取舍和加工了。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写魔头孙悟空闹了一阵天宫后又失败了，并归顺而修成“正果”了呢？该文解释说：究竟闹出怎样一个局面，起先连孙悟空也糊里糊涂，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张天翼这篇文章，这一观点，在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西游记》研究领域，是很有代表性的，即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正好《西游记》又描写了神魔之间叛逆与收伏之间的斗争，人们就十分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观点来比附。这样的解释，恰恰吻合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故引起他的兴趣。还有一个材料也可说明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来宾们感慨万千。毛泽东接着提出一连串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又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在这充满想象力而又机趣含蓄的谈话中，体现出沟通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的思路，说明五花八门的神仙和上帝，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而已。
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西游记》里一些故事所蕴含的哲学问题。
《西游记》第50回“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遇魔头”、第51回“心猿空用于般计，水火无功难炼魔”、第52回“悟空大闹金洞，如来暗示主人公”这三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僧师徒四人途经金山时，金洞独角兕大王趁孙悟空外出化斋之机，把唐僧等掠回洞里。孙悟空寻上门去与他交战，不仅不能取胜，金箍棒也被套了去。孙悟空奔上界请玉皇大帝查一下，是哪路神仙下凡作怪，结果“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玉帝只好让孙悟空挑几员天将下界捉魔。哪吒、火德星君、水德星君、李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