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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读史，还是读小说，体会到并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那里是不多见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郑重地发表上述讲话，是有特殊背景的。这就是：“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诸葛亮、吴用便合乎逻辑地成了说明这个道理的例子。
促进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实现同工农兵群众的结合，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在1945年4月24日的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说：延安整风前，有“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民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几位“韩荆州”，都是当时边区的英雄模范。毛泽东还说：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这自然是整风带来的成果。但为防止看低知识分子的偏向，确有必要申明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由此，毛泽东说了前面那一大段话。
58。看战争，看组织（读罗贯中《三国演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解析］
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祸连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人才辈出的时代。唐代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唐代已可能有三国故事由艺人演述。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相传为施耐庵的学生，曾参与《水浒传》的修订加工。胸有大志，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府，明朝建立后不得志，转而从事小说戏曲的创作。其《三国演义》的内容是描写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之间的历史事件，重点描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及其兴衰过程。全书120回，第1回到第33回写黄中起义、军阀混战和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蜀汉的建立、巩固及与魏、吴的斗争，最后5回写三国归晋。它以三国历史为骨架，其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以及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与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具体内容。血肉部分则出于虚构创作。故有“七实三虚”之说。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借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它最长于描写战争，善于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把描写重点放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无论大的战役或小的战斗，都写得各具特色、摇曳多姿、毫不雷同。在人物塑造上，它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运用略貌取种的手法，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的书。这点，在他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便有回忆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中，说他在井冈山时，有一天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一个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这件事虽然是说明有的农民认为打上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三国演义》一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三国志》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借鉴之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中，引阙名《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200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清刘銮《五石抓》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动乱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对此，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多次说过，在井冈山时期，他没有读到《孙子兵法》，但读了《三国演义》。事实上，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事例。
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候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第49回、第84回。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中，毛泽东推崇的是诸葛亮和曹操。他俩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人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