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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评《水浒》运动中，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参见：《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的评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才逐渐收场。
57。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胜利（读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等）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日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8页）
［解析］
群雄逐鹿，义军造反，总要形成以某个领袖人物为核心的相应的集团。出谋划策的智爱人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知识分子，自是这个集团的必备人物。如楚汉之争时刘邦集团的张良，三国时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宋时宋江集团的吴用，元末朱元璋集团的刘伯温，明末李自成集团的牛金星、宋献策。最有意思的是隋末瓦岗寨集团的徐茂公，其原型徐懋功本为善战的将领，在演义小说中则定型为摇鹅毛扇的人。无论正史，还是小说、演义，都是注重这类人物形象的铺叙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等，是塑造得比较好的典型。毛泽东读这两部小说，印象自然较深。他的评论，却不是就小说谈小说。他用阶级分析法来说明这一现象，提出：“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鉴于诸葛亮、吴用等在小说描写的军事和政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提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