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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启发。”
应该说，这场讨论在“文化革命”前夕浓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下，保持了较好的学术气氛，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恐怕一般人，包括参加讨论的一些人，都不会想到，这场讨论虽起因于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上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端于高二适的《的真伪驳议》，却成就于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的两封信。这当中，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自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毛泽东阅读和建议发表高二适的《的真伪驳议》一文，和阅读乃至批注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一文的过程中，不仅看出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也说明他在提倡学术争鸣这个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66。地主阶级对农民有让步政策吗（读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原文］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
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役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役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穆欣《办十年自述》第256—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史学界所谓的“让步政策”论，最旱是剪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写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翦伯赞的文章，意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即：农民战争之后，是怎样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的，他论述的角度，就是统治者的让步。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到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人认为，用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样，1965年下半年，史学界就发生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讨论文章大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面。起初，讨论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到12月初，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便不点名他说翦伯赞的观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这样，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就带有了政治批判的味道。
一向爱看《光明日报》的毛泽东，自然注意到这场讨论。上面引述的就是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谈话。谈话中不仅涉及孙达人的文章，也说到成本禹的文章。从上面引用的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讲孙达人的文章，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其中有三点很重要。一是他赞成孙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反动阶级不仅不会让步，而且常常是“反攻倒算的”，这是符合他在“文化革命”前的思想基调的。一是怎样看“让步政策”论的重要论据——“轻摇薄赋”，在毛泽东看来，新王朝往往是在一场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社会生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艰苦，统治者无法从人民身上刮取更多的东西，是不得不“轻徭薄赋”，这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这不能算是“让步”。再一点，他对孙的文章也有不满足的地方，即没有从近代史的角度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于是，他举了近代史上义和团的例子。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穆欣《办十年自述》第257页）这样，成本禹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更来劲了。1966年，他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与人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三、文学篇
1。心里没气，他写诗（读《诗经》）
［原文］
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悬兀猓�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摘自《诗经·魏风·伐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兀猓俊薄氨司淤猓凰夭唾猓 薄笆凰夭汀本褪谴诱饫锢吹摹Ｕ馐窃固欤炊酝持握叩氖？追蜃右蚕嗟泵裰鳎信蛋氖彩铡Ｖ祆渥⑽贾Ｆ涫涤械氖牵械牟皇牵墙枘信淳肌�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解析］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时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始称《诗经》。其作品来源一是朝廷派“行人”到民间“采诗”得来，二是公卿士大夫的“献诗”。通过上述途径得来的作品经周王朝乐师删削、整理、加工，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定。相传曾由孔子编选删定。《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后只剩下歌词，即成为现在所见的一部诗集。其作者绝大部分不可考。《诗经》中的作品按音乐上的不同特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又分为15“国风”，共160篇，大多数是民歌，是《诗经》中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部分。“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又分“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