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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引者注）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
［解析］
《朱元璋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的力作之一。原名《明太祖传》，1944年出版。1948年，作者着手修改时改名为《朱元璋传》。书中描写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红中军的事迹。这支义军以身着短衣草履，头裹红巾，手举鲜红大旗而得名。他们杀官吏，占城邑，开仓济贫，破牢放囚，声势浩大，极大的动摇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权。西系红中军组织者彭莹玉，是袁州慈代寺的和尚。元顺帝至正四年，彭和尚在袁州率领农民起义失败后，逃到淮西一带，隐名埋姓，在农民中做了14年的秘密宣传鼓动工作，并继续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彭和尚有魄力，有口才，善于组织，反元决心大。他经常在农民群众中活动，斥责元朝的腐败，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势力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他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纪律严明，不抢掠百姓，很得人民的拥护。书中对彭和尚这些方面的描写是很精彩的。对这一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结局，作者因未见到他在起义成功后的史实材料，便断定他功成身退，“回到人民中间去了”。
1948年11月，在国统区无法工作下去的吴晗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村。他把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特地约请吴晗谈了两次。他称赞《朱元璋传》这部书写得好，但表示，对书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有疑问。毛泽东的意思是：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由此建议吴晗对他在修改稿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再作考虑。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我们在前面引的那封信。在信的后面，毛泽东又写道：“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作者“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具体是说书稿中的哪些论述，已无法确知。或者，同吴晗于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的“自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评的几点内容有些联系。在这篇序中，吴晗除了检查自己当时以“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外，还谈到两点，一是“那时候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错误地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一是“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关于彭莹玉和尚的下落，吴晗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当他回到解放后的北京，便着手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他感到毛泽东的意见使自己“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他“重新发愤读书”，果然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柯绍忞《新元史》、赵汸《山东存稿》、江西《瑞州府志》等一些史籍中发现了彭莹玉和尚在杭州战死的重要史科，时间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他感叹道：“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于是，吴晗把彭和尚的结局改为他在杭州，遭到元军的意外袭击而战死，从而得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对彭莹玉和尚下落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吴晗进一步理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更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得出正确的判断。吴晗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对明史虽然作了30年的研究，却由于用“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所以得出违反历史真实的结论，这和自己有“革命者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清高思想是不可分的。从此，吴晗用严肃的态度，更加认真地学习有关理论，用以指导写作研究。从1954年开始，他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改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l00多份，又送给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着“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16开油印书稿，上面多处留下了毛泽东用铅笔画着的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显然毛泽东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而且对吴晗的新修改和研究成果是满意的。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
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作了修改，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前后20年，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说明。
63。我看了很高兴（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原文］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谈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代？第二，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说他薄今么？第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政治学，书中的“臣光曰”，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绩。
——摘自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316—3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同时发表在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6期《历史教学》上面。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二、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三、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四、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正值开展大跃进之时，范文澜的文章本身也是从大跃进说起的，包括其文章小标题所用的“试验田”之语，便明显带有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运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大超越，就是一场厚令薄古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实践运动。所以，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起，他就反复讲不要妄自菲薄，要敢于超越前人，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干敢说。在谈到范文澜文章的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就写有上述的一些话，看来，在他当时的想法中，厚今薄古，不光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思路，也是当代社会实践所应有的基本观点。
第二，厚今薄古，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范文澜文章谈厚今薄古，重在两条，一是要多研究今史，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两条，也是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