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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引《读通鉴论》的几段话，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王夫之对黄老（道家）、申韩（法家）、孔孟（儒家）诸家治术的看法。孔子、盂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治”为主要内容。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驭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贵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5岁，因为年纪太小，于是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以死奉戴太子，不知有他。最后，拓跋弘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妥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越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他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愔谋反。”醒来后他就派人把刘愔杀了。
王夫之把北魏献文帝和宋明帝传位于子的方式放在一起评论，这就是前面“原文”引述的第一段。他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之而先子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北魏文献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他学的例子，是三国时的曹操、刘备、诸葛亮，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祥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民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处去了，萧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进来，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王夫之对这样的“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称“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万午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伪儒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还以骂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素，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郑玫较粞艿男湃危赜么锶迥曛谩７锤次蕹５暮蚓芭崖遥桓鼋杩诰褪且宄煲欤涫担礁龆际遣斜┲恕Ｍ醴蛑凇抖镣邸分刑讣傲何涞鄣挠泄厥肥率保岢龇鹄现旰醯牧担坝誊惫闹嘤Α保蛭鹄稀靶榧胖酢保诿挥邪旆ǖ氖焙颍荒芤磺锌俊胺ā崩础岸皆鹛煜隆保庋拍鼙Ｖぷ约撼选白砸荨薄＝崧凼牵骸捌�
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中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
57。采通识之最多者（读地理书籍及地方志）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官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乡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2页）
［解析］
毛泽东喜欢读地理书，从青年时代起就这样。这反映了读书了解知识的方法，表现了他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胸怀，也与他一生喜好游历山川的个性有关。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阅读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书看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便特意强调：“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很明显，地理书被他当做治学的根本。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爱读的地理书，是清代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百万言的大书。此书偏重于军事地理，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据历史事迹以推断得失成败的原因。这些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是大有益处的。
建国后，为了读《二十四史》时查找方便，毛泽东还提出编辑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标点本一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身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吴晗向毛泽东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子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究中国史书提供
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把历史、风俗、传说同地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书种，便是地方志。
“盛世修志”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