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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袁粲传》开头批注说：“袁粲死节”。袁粲有名士风度，宋明帝死前，托袁粲为顾命大臣，拥立宋后废帝。萧道成杀后废帝，立宋明帝，又准备篡宋。当时袁粲任中书监，驻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决意不事二姓，密谋进攻萧道成，事泄兵败。但他镇定自如，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遂被杀。
27。此种推论是错误的（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原文］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3页）
［解析］
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是宋武帝大臣扎靖的孙子。上面这段原文说他在当吴县县令时，不听人劝阻，把一个偷了邻家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送往衙狱治罪的事，其理由是：“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就这样，传记作者还称赞他“有吏能”呢，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史传作者的这个观点，他用红铅笔在“有吏能”几字下画了一条粗重线，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的那几句批语。
在毛泽东看来，孔琇之治小孩罪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人是随着环境、条件乃至年龄生长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条件、年龄改变了，就不能排除这个小孩可以改正自己的偷窃行为。这就是他在读《后汉书》《陈寔传》写的批语里说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像陈突那样，对这个小孩进行教育诱导，变好的可能性更大。好借古鉴今的毛泽东特别感叹和忧虑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推论”方法，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其表现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点小错误若不处理，大家就会效法他。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所以，他经常讲，我们不要学鲁迅《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更明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泽东评点古人，联系实际，希望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多点辩证法，少点形而上学。
28。曹景宗“亦豪杰哉”（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原文］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解析］
曹景宗（457—508）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他骁勇善战，立有战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上却又不为人称道。毛泽东说他“亦豪杰”，是指其骁勇洒脱的个性和率兵破敌的战功。
《曹景宗传》载：景宗幼善骑射，好打猎。有次随父亲出门，中途突然遇到数百个强盗围攻，他身上带有百余箭，百发百中射杀强盗，强盗吓得逃窜而去，“因以胆勇闻”。传里还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死后有《司马穰苴兵法》传世。乐毅是战国时燕国名将。对这两处反映曹景宗的勇敢和抱负的记载，毛泽东较重视，逐字画有旁圈。
《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记载，天监五年（506），曹景宗率兵与韦睿合力攻魏，解救徐州刺史昌义之，打了胜仗。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韦、裴二人与曹景宗同时，都是梁朝名将。毛泽东时韦睿的军事才能有很高评价，说景宗仅次于他，评价也是不低。据曹景宗本传记载，曹在这次战斗中召募勇战兵士千余人，大败魏将杨大眼，配合韦睿力攻魏，“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
《曹景宗传》载，徐州解围后，曹景宗班师回朝，梁武帝于华光殿开庆功宴会，众臣连句作诗，偏曹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在梁武帝和众臣看来，曹景宗不过一介武夫而已，没有答应，梁武帝还说，你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在一首诗上争胜呢？曹景宗仍然请求。这时只剩下“竟”、“病”二韵了，便给了他，他持笔拈须，很快作了一首：“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众人读后，“惊嗟竟日”。毛泽东
对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其文采颇为赏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特意念了这首诗，称赞有加，用以说明文化不高的人也可以写出好诗。
对本传里所述曹景宗的劣处，毛泽东也有批注。本传载，曹景宗随梁武帝起兵初，攻破一个县城，“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中号令，然后稍息。”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曹孟德即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说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兵士，“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徐世勣，即唐初大将李勣，《新唐书》本传说他纵人抢掠。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新、旧《五代史》均说他起兵入汴京时，纵兵大掠。
本传又载：“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这就从曹景宗的贪、诈中，看出梁武帝对部下养痈遗患的失误。
总起来看，毛泽东认为曹景宗不失为豪杰之人，特别是他追求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人生风格。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就表明了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性格和气概。本传载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于是他说了一番他过去在乡里飞马拓弓，击鸱逐獐，饮血茹毛，从而“不觉老之将至”的人生作风。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许多地方密密地加了旁圈，由衷的赞赏和同情，因而禁不住批道“景宗亦豪杰哉”。
的确，曹景宗贵为公侯、刺史、将军，对标志权贵身份的繁文缛节和车马排场，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十分蔑视，强烈向往叱咤风云、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难得的。他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共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的人生方式，和他内在的豪迈狂放的性格。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毛泽东是个不愿束缚自己的个性去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建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警卫部门的批准，他出不了中南海，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逛街、游园等等，出门也是汽车、火车、飞机。这对一个在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