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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刑”相互补充的意思。在儒家看来，“礼”与“刑”都是治理国
家的基本法规，缺一不可。正如荀子所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
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当然，在治国的这种法规中，儒家认为“礼”比“刑”更为重要。《大
戴礼记·礼察》篇指出：按照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礼的作用则在于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
予以禁止；法的作用则在于当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才来惩罚。礼的作用，就贵
在当罪恶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就予以杜绝，从细微之处开始就引导人民遵纪
守法，这样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促使百姓不断为善，避免犯罪。礼是戒
人作恶，刑是惩人之恶；一个是禁于将然之前，一个是罚于已然之后；一个
使百姓徙善远罪，一个对百姓判罪惩罚，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大戴礼记·盛德》篇更进一步借孔子之口论述了“德主刑辅”的道理。
它比喻道：国家机器好比是一部马车，统治阶级是马车的驾驶者，被统治者
是拉车的马。驾驭马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工具，一个是衔勒（辔勒），一个是
马鞭筴。德法好比衔勒，刑法好比马鞭。善于御马的人，只要掌握好御勒，
可以不挥动马鞭，马照样跑得很好。善于御民的统治者，只要正其德法，也
可以“刑不用而民治”。反之，如果不用衔勒而专以马鞭驭马，不用德法而
专以刑法驭民，就会得到伤乱败亡的结果。作者指出：“不善于治理人民的
统治者，就在于他抛弃德法，这就好比驾驭马匹而抛弃衔勒，专以马鞭赶马，
马一定会伤亡，车子也一定会损坏。如果统治者不以德法而专以刑法来治理
人民，民心一定会离散，国家也一定会灭亡。”
专以刑法驭民，就会得到伤乱败亡的结果。作者指出：“不善于治理人民的
统治者，就在于他抛弃德法，这就好比驾驭马匹而抛弃衔勒，专以马鞭赶马，
马一定会伤亡，车子也一定会损坏。如果统治者不以德法而专以刑法来治理
人民，民心一定会离散，国家也一定会灭亡。”
首先，儒家之主张“人治”是适应历史需要的选择。中国古代社会所实
行的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言出法随”，任何法规制度都不过是君主意志
的产物，即“一言可立”又“一言可废”。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有什
么真正的“法治”。儒家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从而把国家生存、社会安定的
希望寄托在统治者个人的身上，并力图对他们有所规劝，有所约束，促其“为
政以德”、“治国以礼”——这就是儒家所主张“人治”的目的。他们的主
张能否为统治者所接受又当别论，但其中用心之良苦，态度之真诚，却是无
庸置疑的。
即使是标榜“法治”的法家，最终也摆脱不了主张“人治”的命运。法
家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很有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
其中不乏合理的因素。但从今人的观点看，这些话所强调的是官吏执法要严
明，却并未涉及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力依据问题。“然问法何自出，谁家
制之，则仍曰君主而已。”商鞅竭力鼓吹“权制断于君。”韩非认为君主应
当深藏不露，用“势”和“术”驾驭众臣和老百姓，说什么“独视谓之明，
独听谓之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王者，独行为之王”。这种万
事由君主一人“独断”、“独行”的治国原则和方法，正是地地道道的“人
治”，不过是玩弄权术的“人治”罢了。
其次，儒家之“人治”，其实并不排斥“法治”。古代广义上的“法治”，
包括了“礼治”和“刑治”，其中的“礼治”是“人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至于狭义上的“法治”即“刑治”，儒家也并不是一概反对的。“治之经，
礼与刑”，在儒家看来，无论是“礼”还是“刑”都是治国的法宝。只是儒
家进一步指出，法（包括礼法和刑法）要依靠人来执行。在他们看来，
法并不能自己发生作用，有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法才能起作用，否则就会
流于形式。
此外，儒家还认为，法之施行要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孟子指出：即使
有离娄那样的眼力，公输盘那样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正确
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的辨音能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
正五音；即使有舜那样的治国本领，如果不推行仁政，也不能管理好天下。
孟子举例道：当时有些诸候，虽然有仁爱的心肠和仁爱的声誉，但老百姓却
受不到他的恩泽，他的政法也不能成为后代的模范，其原因就在于他不去实
行前代圣王的治国之道。这就表明：“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
法，好法自己也动作不起来，好心和好法必须配合而行。”当然，这就需要
造就相当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具有一定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
儒家有一个主张，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常常被人们作为儒家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证明。其实这也是一种误
解。诚然，儒家之“礼”主要是在统治阶层推行，“刑”主要是对付老百姓。
但这里的“礼”不仅仅是软性的道律规劝，而且还是硬性的法律规范。事实
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刑是不能不上到违礼即违法的大夫
身上的。
常常被人们作为儒家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证明。其实这也是一种误
解。诚然，儒家之“礼”主要是在统治阶层推行，“刑”主要是对付老百姓。
但这里的“礼”不仅仅是软性的道律规劝，而且还是硬性的法律规范。事实
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刑是不能不上到违礼即违法的大夫
身上的。
这里孔子说得很清楚，对于违礼即违法的大夫，依然可以加刑，不过罪
名有所不同，主要是把它们放到整个礼治体系中去考虑，使犯罪的大夫能够
从礼的更高层次认罪服罪，并以敬效尤。
历史上也不乏“刑上大夫”的案例。就以孔子本人为例，他代行鲁国宰
相职务，上台不到七天，就杀了“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并列举了后者的
五条罪名——“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认为少正卯所作所为违反了“礼”。这个案例固然说明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
的残酷性，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儒家之刑治是可以施加于“大夫”的。“人
治”并不排斥“法治”。
最后，儒家之“治人”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的因素。正如“法不阿贵”
是法家“法治”思想体系的合理内核一样，“治人”也是儒家“人治”思想
体系的合理内核。这里的“治人”中的“治”字是形容词而不是动词。所谓
“治人”不是指治理别人，而是指致治的人。荀子认为：“有治人，无治法。”
意思是说，只有自觉致治的人，而没有自动致治的法，以下是他所举的例证：
古代名射手后羿的射箭方法没有失掉，但不是世代都有像羿那样善射的人；
古代“圣王”大禹的治国之法依然存在，但夏朝不是世代都有禹那样的王。
这就证明，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人，在于统治者的素质。由此，荀子进一步
论证道：“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则是实行法律的根本。如果有君
子，即使法律很简单，也可以使法的作用达到各个方面；如果没有君子，尽
管法律十分详细，在施行时就会颠倒先后，不能应付各种事变，因而造成混
乱。”
本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依靠人，离开了
人，法律不会自动地发挥治国平天下的作用。就此而言，荀子在这里说的是
大实话。但由于他过分抬高了人的地位而贬低了法律的地位（至少是在字面
上，“有”、“无”用得似乎太绝对了），这就引起了后人的异议。明末黄
宗义针锋相对地指出：“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后有治人。”
这就引出了一个人法先后的问题。
这就引出了一个人法先后的问题。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是有点类似黄宗义的观点的。他说：“人
们为了养成道德的人，必须有赏有罚，制定合理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