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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有友人来访，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诧异道：“你怎么看这类书？”我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发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
人性是浑然的，仿佛是一个大城，王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攻进去之后，所见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样。人性以告子所说，无善无不善，最为真确。王阳明倡致良知之说，是主张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等语，请问此种说法，与告子何异？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是性恶说这面的说法。民国九年，我创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这种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所以“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体，何能混为一谈？至于你说的‘心理变化’，则是就用上言之，更不能牵涉到体上。”我说：我的话不足为凭，请看阳明的话。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心体即是性，这是阳明自己下的定义。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难道我冤诬了阳明吗？
告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请问东流西流，是不是就用上言之？请问水之流东流西，能否逃出力学公例？我说：“‘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似乎不是穿凿附会。”
阳明曰：“性，心体也，情，心用也。”世之言心言性者，因为体不可见，故只就用上言之，因为性不可见，故只就情上言之。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又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皆是就情上言之。也即是就用上言之。由此知：孟子所谓性善者，乃是据情之善。因以断定性之善。试问人与人的感情，是否纯有善而无恶？所以孟子的话，就会发生问题，故阳明易之曰：“有善有恶意之动。”意之动即用也，即情也。阳明的学力，比孟子更深，故其说较孟子更圆满。
王阳明从性善说悟入，我从性恶说悟入，同到无善无恶而止。我同人讲厚黑学，等于用手指月，人能循着手看去，就可以看见天上之月，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同我刺刺不休，等于在我手上寻月，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我的厚黑学，拿与此等人读，真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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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黑丛话卷四
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两月前成都某报总编辑对我说：“某君在宴会席上说道：李宗吾做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把孔子的面子太伤了，我当著一文痛驳之。”静待至今，寂然无闻，究竟我那篇文字，对于孔子的面子，伤莫有伤，尚待讨论，原文于民国十六年载入拙著《宗吾臆谈》内，某君或许只听人谈及，未曾见过，故无从着笔。兹特重揭报端，凡想打倒厚黑教主者，快快的联合起来。原文如下：
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之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我要表明我思想之过程，不妨把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底稿早不知抛往何处，只把大意写出来。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出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生一个。秦汉而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得到学不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有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拚命去学。
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
原来周秦诸子，各人特创一种学说，自以为寻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见诸实行，立可救国救民，无奈人微言轻，无人信从。他们心想，人类通性，都是悚慕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肯听从，世间权势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开国之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够得书读的很少，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托于黄帝，墨家托于大禹，倡并耕的托于神农，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著医书的，著兵书的，俱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夫各种发明，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孔子生当其间，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他所托的更多，尧舜禹汤文武之外，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每人都是这个办法，拿些嘉言懿行，与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
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算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义，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杨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是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都是开国之君。
周秦诸子的学说，要依托古之人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举例证明：南北朝有个张士简，把他的文字拿与虞讷看，虞讷痛加诋斥。随后士简把文改作，托名沈约，又拿与虞讷看，他就读一句，称赞一句。清朝陈修园，著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其初托名叶天士，及到其书流行了，才改归己名，有修园的自序可证。从上列两事看来，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岂能传到今日？周秦诸子，志在救世，用了这种方法，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后人受赐不少。我们对于他是应该感谢的，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
孔子之后，平民之中，也还出了一个圣人，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凡人死了，事业就完毕，惟有关羽死了过后，还干了许多事业，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又著有《桃园经》，《觉世真经》等书，流传于世。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书籍，我想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
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贵，讲因果的，就说他阴功积得多，讲堪舆的，就说他坟地葬得好，看相的，算命的，就说他面貌生庚与众不同。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大约也有讲因果的人，看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道德如何好。这些说法流传下来，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兼之，凡人皆有我见，心中有了成见，眼中所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