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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闻；弄即千方百计中饱私囊。只有会求官，才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只有会做官，才能官运长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封建官吏虽有正意、诚心、修身的信条与理想，但普遍缺乏政治道德，贪官污吏的泛滥成灾是厚黑学广有市场的必然产物。所谓办事二妙法是指锯箭法和补锅法。战国管仲和东晋王导是将二妙法运用得天衣无缝的典范。办事二妙法是封建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摔园，常胜不败的政治秘密。
作者将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应用到心理学中，创一臆说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写成专著即（（JC理与力学》。作者认为，一部二十四史是人类心理留下来的影像，取历史上的事迹，依力学规律绘出图来，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轨道，感情之深浅与距离之远近成比例。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构成一个小圈，’其亲、兄、邻人、本省人、本国人、外国人依次构成逐渐放大、逐渐疏远的大圈。孟子主张性善论，他站在最里圈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黑学与诸子百家学说是相通的，周秦诸子从老子到韩非子都在研究厚黑学，只是未发明厚黑学名词罢了。道法两家学说，根本上原是相通的，敛之则为老子之清静无为，发之则为韩非之酷刑惨烈。卑弱者，敛之之时，所谓厚也；可畏者，发之之时也，所谓黑也。
《中国学术之趋势》包括四部分：老子与请教之关系、宋儒与川蜀文化、宋儒与道统、中西文化之融合。作者主要分析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特征，并对儒道两家的关系及二者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新的说明。作者认为中国学术有两个最发金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此二期之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周秦学术之继承；元明是赵宋学术之发展，清朝则是汉宋学术之融合，局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作者认为周秦诸子的代表是老于而不是孔子，赵宋诸儒的代表是程明道而不是未子。若从渊源论，此说成立，若从影响论，孔子与朱子才是两个时期的代表。
老子就致虚守静、归根复命而言，属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走的是这条路；就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而言，属人世法，孔墨申韩诸子，走的是这条路。老子将人世法和出世法冶于一炉，一以贯之，故可总结周秦学术的全体。作者认为老子哲学是先秦谱子百家学说之总纲，该命题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作者看来，后人误解了老子的无为思想，老于思想从根本上讲是有为而不是无为。老子说：“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丽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是无为，而使民化民正、民富民朴是有为。老子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宇作流字解，则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连贯而下的。老子洞明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作为老子的弟子，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萄子重礼，韩非重刑，从而完成了先
秦学术的演化过程。
作者在阐述了老子无为思想的实践意义后，又探索了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本意，老子并非否定人类文86，而是强调只有除去自己的意思，达到无知无欲之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世人不解老子本意者多矣，只有庄子对此心领神会，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作者又分析了儒释道三教之同异，概言之就是：佛家专盲出世法，儒家专言世间法，道家则把出世法与世间法打通为一，而宋学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的集大成。两汉时期，儒道两家互相排斥，至两晋，王粥曾注《易经》和《老子》，试图融合儒道。唐代儒道佛三足鼎立，到唐末，三教合一的趋向已初露端倪。到宋代，经过宋儒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儒释道三家定于一尊，成为宋学。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盛时期，无论是文学、艺术（绘画、书法），还是学术，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哲人辈出，学派林立，周敦颐、邵雍、二程、二苏、朱嘉、陆象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至宋，孔老盂苟完成了由分立到合流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宋儒的开创性贡献。
作者对宋儒既有赞扬，又有批评。他认为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是门户之见太深，即以孔子和程朱的是非为是非，道统观也由此产生。有末一代，学者之间排斥异端，互相攻汗，朱陆分派是学人相轻的前车。宋儒的最大缺陷就是心胸狭窄，容不得不同学术观点与己争鸣，学阔气太浓。门户之见是版害学术自由的天敌，而宋儒恰人此误区。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作者也多有卓见。在作者看来，西方人以个人为起点，重在于身有益；中国人以心宇为起点，重在问心无愧。自由竞争西方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而人我之间之冲突，是中国学术思想最精粹且为西方所不及的地方。印度讲出世法，西方讲世间法，老子将出世法与世间法融为一体。作者主张，整理宋儒的理学，去其拘迂的教条，取其圆通的方法，与西方的学术思想融会贯通，以创造出新世界新的学术思想，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作者发现老子无为思想与西洋民主思想是相通的，并举严（复）批老子为证。我们看来，中国古代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思想，老子之无为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大相径庭，绝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认为中西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用“物理”方法，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创立了各门自然科学；中国人用“论理”方法，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若将中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则可取长补短，相映生辉。西方人把个人、国家、社会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三极，彼此互相冲突g而中国则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在一起。相比之下，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博大而圆满，圆满面完美。其实
作者此论大谬不然，个人、国家、社会只有保持合适的距离，个人才能拥有充分的自由，既能享受国家与社会勿保护，又能免受国家与社会的压迫，而中国式的家国同构恰恰是宗法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文化基因，而宗法制度又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社会问题之商榷》一’文，选取了原书的五个部分：公私财产之区分、人性善恶之研究、世界进化之轨道、理想社会之构想、各种学说之调和。作者认为地球生产力（如各种自然资源）和机器生产力（女DfE宗固定资产）是公有财产，不论是私人用强力占据的，或是用金钱买卖的；人的脑力体力是私有财产，如果要使用它，必须给予相当的代价。作者的划分显然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在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均可成为私有财产，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的脑力体力井非纯粹的私有财产，因为个人对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没有支配权或完全的支配权，作者的分类具有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
人性的本质为何，是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定解的悬案，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性善，萄子主张性恶，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亚当·斯密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且自私有益于社会的进步。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认为人性是善的，人类的痛苦是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作者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善恶二宇都是强加之词。孔盂以性善论为基础，主张以道德治国，申韩以性恶论为基础，主张以法律治国，二者各执一端，均有流弊，而理想的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原理，制定国家制度时，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犹如地球绕日一般。作者以孙中山的研究政治理论为例，说明两种力量保持平衡才有助于社会稳定。孙中山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古今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行动。”
作者在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后得出了世界进化之轨道，即社会进化是以螺旋线进行，不是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