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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医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之后，带来了医院这个神秘而隔阂的空间，带来了听诊器，带来了手术台，带来了各种实验仪器和检查设备……它们统统制造着如福柯所言的“沉默的暴力”。
面对着这些“沉默的暴力”，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样：西医在改变传统的医患关系时，赋予了医生对病人的权威和责任，同时也改变了病人在医疗中的主导地位。面对着这些“沉默的暴力”，病人成了一群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
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在中国当代消费者眼里，医疗是众多服务行业中让消费者感到“最缺乏权利感”的行业。或者可以这么说，病人是一种“处于弱势”的消费者。
医疗算不算服务业？在中国，病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国既不像英国那么否定，也不像美国那么肯定。如果答案为是，可能也是最没有权利感、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那些在医院碰壁的消费者们，都会这么说。
我们平时可以选择不逛商场、不下餐馆，但病人作为消费者的特殊性在于，他“必须”去看病，这是自己的生理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被动提出的需要。不仅如此，我们还对将要接受的医疗服务知之甚少。逛商场、下饭馆是去享受，是给生活增色添香，但我们到医院里是去寻找医学这门科学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由选择商场里看得顺眼的售货员，可以质疑餐馆里的碗盆筷碟和服务质量，但我们作为病人，却几乎没有选择医疗质量的自由。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在这样的关系中还加入了一定的，但并非是完全的经济关系。我们付出了金钱，可面对的服务质量却因为没有竞争机制而流于空谈。因为在中国，目前大部分医院仍然属于公有。
中国病人为什么没有权利感？除了对医学及医疗服务质量不满意之外，中国病人还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对称，是因为医生这种职业本身，救死扶伤、关系生命，是因为培养一名医生需经过一整套高度严密、高度专业的训练，而这些内容可能是普通人无法通过平常的信息获取途径搞懂的。这种不对称，还因为普通人对身体、对疾病的一无所知，而耐心、体贴入微、愿意把所有疾病知识一一道来的医生正濒临绝迹。一份调查显示，有相当多的医生认为，这种信息不对称是理应存在的，他们认为医疗服务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而病人多半不能理解这些技术的细节，病人不能随便要求医生做这做那。而到了病人这里，信息的不对称，暗示的可能就是—关系的不平等。
当冷漠的医生把眼神投向病人时，病人感觉自己是无助的弱势群体，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在目前的中国医院，无所谓医疗行业竞争，服务态度和质量也就注定起不了决定作用。
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消费之前，就注定了保障环境的不同。中国病人想要保护自己的权利，目前只能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比之下，美国的病人已经成了名正言顺的消费者，他们经过几十年的争取，已渐渐获得了消费者的真正身份。早在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消费者权利法案中就已经提到要“保护消费者健康”。而从1975年起，美国开始放宽对医疗机构的广告限制。
1997年3月，克林顿任命了医疗行业消费者保护和质量顾问委员会。一年后，委员会公布了一篇报告，名为《质量第一：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其中的“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篇”提出，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有三个目的：第一，增强消费者的信心，让他们能感觉到医疗系统是公平的、负责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消费者能通过有效的渠道反映他们的担忧，鼓励消费者为维护自己的健康去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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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第二，重申医患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多重要；第三，明确医疗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在医疗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而在列出的病人七项权利中，包括了知情权、选择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计划的权利、紧急情况下使用急救服务的权利、参与决定治疗方法的权利、免受歧视得到尊重的权利、要求保密健康信息的权利以及投诉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报告中，还用相同的篇幅提出—作为医疗消费者，为了保证权利兑现，还必须要履行一些义务。这些义务有：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参与自己的医疗决定，和医务人员合作达成一致的治疗计划；完整向医生提供相关信息，明确和医生沟通自己的需求；认识到医疗科学存在风险和局限这一事实，认识到医疗人员作为人可能会犯错；认识到医务人员有义务有效地、公平地给其他人提供服务，对其他病人和医务人员表示尊重；充分了解自己的医疗计划，遵守相应的规定；交付医疗费用……
而在中国医疗里，真正关注过病人这一群体的权利和义务吗？中国病人了解自己有哪些权利，又必须履行哪些义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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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位带着满腔热情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她的困惑：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那记者煽情地写了一个故事：某个伟大的医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用钢笔筒当引流。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梁主治医：“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是气胸什么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hzyben制作sjshu/？a=hzyben”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吗？你保证你是为了救人，人家会怎么想？”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2005年的夏天，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继此新闻之后的一千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病人，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2005年北京电视台还报道了一则新闻，一位70岁老人因医患纠纷在医院病房抗战4年余。他在病房的根据地，俨然是个家，锅碗瓢盆、电视，甚至养鱼缸……一应俱全。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的调查中，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刚刚还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谴责怒骂，闹得不愉快；重则患者告上法院，医生遭受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