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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看到医学发展沿着“科学至上”的轨迹一路向前，沿路扔掉的是—人文关怀。它也不曾真正去寻求那些其他不同的力量—宗教或者是道德力量的帮助。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我们去骨科、呼吸科看病，多半会被派去拍这样的X光片。我们是如此熟悉这种X光片，在电影《孔雀》里，导演顾长卫让“爸爸”拿出这样一张X光片，折起来，开“姐姐”房间锁着的门。
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CT发明者开始想办法，把电子计算机和X射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这样的机器有着做工精美的控制台，启动工作后显示屏上会显现出病人检查部位的图像。医生可以从CT机里随时调出每一层的X线照片，照片上的图像与检查时显示屏上的一模一样……一个有肺部肿块的病人，先被一张CT检查单派遣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等取到那一袋图像时，再折回来和医生对话。
可以这么说，现在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怀疑患有肺癌的病人，不先让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不仅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1953年4月25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文章，他们给大家描绘了一种既具有生物学意义，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双螺旋结构。生物遗传分子DNA“美丽的双螺旋结构”，让这两位年轻人手捧诺贝尔奖杯。如今，这一双螺旋结构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名远扬而深入人心。
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公认为20世纪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揭开了我们身体中最本质的奥秘，是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此深入到DNA水平。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40多年后，像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成天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师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晚上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的詹姆斯。沃森的讲座，问我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便陷入了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之中。
眼前这样一种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于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上针针线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过于庞大，难以全盘掌握。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基础医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反倒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重要。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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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科学主义的氛围让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也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不再重要。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尽管有的医生医术高超，但也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漠视或者无暇顾及这些问题是发生在谁身上。
像以下这样的对话发生在门诊，绝对稀松平常：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生殖器”。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诸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是匪夷所思的。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位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位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像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她去看病时就只能逐科轮转，无奈地“采用排除法”。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医学在情感上失去了往日对人的专注。
在《展望21世纪》这部被译成21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位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位是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池田大作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和不同背景的人对话，比如金庸、基辛格、威尔逊、罗古诺夫、贝恰……希望能多少改变一下整个人类的宿命。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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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19世纪中叶，西医逐步渗入中国，渐渐开始改变中国人对治病方式的选择，也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
中国传统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那时的医生，不用现代科学的标准作为治病依据，凭经验诊病，像书中记载的“常用平稳之方治半轻不重的病，以维持声名”。而那时的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式，有着让现代人艳羡的自主控制空间。为了让病人满意，医生必须用人性化、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病情。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更是医生关注和诊治的焦点。病人在选择医生时，对医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缺乏耐心，时不时就更换医生。医生对病人谈不上负责，也没有太高的威信。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医生相对比较被动，也比较难树立自己的权威。病人占了上风，他可以自由选择医生，有时可能全家都上场，一起参加治病过程。
此外，整个传统的看病过程，几乎都是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气氛中进行。医生要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病人用口语诉说的症状，看病和护理又多半是在家中完成，家属积极参与，和病人的日常起居也保持着不可割断的亲情关系。而西医引入了“医院”这个封闭的空间，强制性地把病人的身体和他熟悉的日常生活分割开来。《再造“病人”》中如此描述：“在中国某个时期，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往往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