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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蔡桓公一样，我们不可避免地有着讳疾忌医的倾向。但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哪怕花一分钟去思考，这些疾病伴随的感受，是不是人给自己画下的牢狱，或者是一直在沿用别人的感受，自己放弃了面对的权利？从面对疾病，到和疾病对峙，到战胜疾病，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有可能经过最难得的洗礼，获得健康生活里难以获得的更宝贵的体验？
“为什么是我？”这样的问题，不少病人会问。在生病时，不可避免地，总会有种倒霉感。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如果弓箭射中了旁人而不是自己，那就叫幸运。反过来说就是，如果疾病光顾了自己而不是旁人，那就叫倒霉。
除了宗教，似乎还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是我？”这个包含着“不公平”的问题—一些宗教曾经把疾病看成上帝降罪的工具。在科学层面上，一些医生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使用着模糊的统计学概念，比如说“你吸烟吗，吸烟很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的发病率就是10％”。只有生物学家会用自然选择来回答我们为什么会生病。
2004年底，在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里，人们可能听到了最豁达的关于倒霉感的回答，它来自人生态度，来自自己选择的“面对”。主持人问演员傅彪：“当你诊断为肝癌时，你怎么想？”傅彪答：“肝癌在人群的发生率是一定的，为什么就偏偏是别人应该得，落在他们身上是应该的，落到我头上就不应该呢？为什么我们老是问‘为什么是我’而不问‘为什么就不是我’呢？”
作家史铁生在他21岁时面对突然而至的残疾、突然而至的倒霉，他意识到：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庆幸自己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地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磨擦。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自指）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怎么生活在有病的日子里，也是个问题。在那篇写疝气的小说里，中年男人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自感时日不多，好多该办的事情得抓紧时间办了，一些该原谅的事情也示以宽容。他开始重新去看单位里的生活、家里的妻子儿女，还有自己曾经未遂的理想……他回顾了前半生，部署着接下来不多的日子里怎么对那些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一一给个交代，有的需要补过，有的需要感恩，有的需要重新和好。因为知道自己生了病，他看周围的眼光发生了变化，生活观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以一种新眼光看世界。
只是，这种变化并没能持续多久。在医生告诉他“癌症”是个误会，其实是“疝气”之后，他躺上手术台，做了手术。之后，又回到了当初那个中年人的生活眼光，一切如常。
在医院里，常常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堆人围着病人，有时反而是病人镇定自若，显得更坦然，安慰周围的那些健康人，而那些健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像所有的极端处境一样，疾病能把人的好和坏、强和弱全部暴露出来，或者，因为这种极端处境，唤醒了人心底沉睡的那一部分。
在健康时，人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这边，有时会偏激、苛求、迷失，会流于表面。而在生病的日子里，人开始躺在病床上，六根被迫清净，欲望开始沉淀，沉淀到生活最本质的部分，沉淀到对人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这时看生活的眼光，是在墙的另一边，健康在人看来，更加珍贵，人的目光开始变得通透。而人在那些曾经带着健康身体到处奔忙的日子里，显得多么自负。就像有人说“思考死亡，会让人变得豁达、善良”，疾病赋予人的也是一种思考，即使有时这种思考可能是被动的。
电影《生之欲》，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继《罗生门》后的又一佳作。在电影一开始，黑泽明用画外音尖锐地告诉我们，这个60多岁的公务员在25年前就已经死了。这里的“死”是比喻，是指主人公行同“木乃伊”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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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别开生面的游历（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这个被同事称为“木乃伊”的渡边，是市政机关的小官僚，长年的一潭死水的工作已经销蚀了他。他有两片厚厚的嘴唇，木讷、懦弱、沉默寡言、厚道。在打工30年后，他得知自己的胃癌已经到了晚期。死亡跟在渡边身后，身体的死亡和身体中另一种活力的死亡遭遇后，这具“木乃伊”猛然间被激活了，醒了过来。他决定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为市民争取建造一座公园。他不管风霜雨雪，也不顾上司阻挠，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的势力，去为市民争取一座公园。
只有一年可活了，他想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想摆脱平庸的生活。这时他的生活密度反而比之前任何一刻都高。一种死亡激发了另一种死亡的复活。
我采访过一位曾患有绒癌的女作家，她在30来岁的某一天，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生活也在那一刻发生了变化：从小到大，我都是优等生，总得一等奖学金；毕业后在报社我是好职员，然后是好领导。一直以来，生活和社会设置的可能达到的高标准就在那里，我朝着它们的方向去努力，然后我就达到了。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小才华，文风犀利，谙于情感交锋，把它们写在小说里，然后，就出版了，有人读着它们感动了。这么多年来，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勤奋。一年半前，东直门的一个老中医给我号完了脉，说“赶紧去医院”。从这天起，我才遭遇了生活中叫“疾病”的那部分。
我患上了一种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在得知确切诊断的那一刻，我对眼前的现实强烈地抗拒，巨大的倒霉感笼罩了我，除了这些抽象感觉和放声大哭之外，我并不能确切地预料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有多少更具体的痛苦在等着我。
我的生活从办公室换到了医院病房，穿上了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每天，在我周围呼吸走动的是有病的人，她们在接受化疗和手术，因为化疗反应，她们整日饭食不香，头发所剩无几，而我也马上和她们没什么两样。可就在几天前，我还是新闻版的干将、情感小说的高手，每天电话不断，至少十几个人约稿，请我吃饭。生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从进病房起，我以泪洗面，哭累了睡，睡醒了哭。除了亲人之外，我拒绝任何人来看我，除非他们答应能治好我的病，显然这是很过分的要求。
化疗药物的副作用在我身上尤其明显，恶心、呕吐、脱发、口腔溃疡……每天我最关心的是接下来还有几个疗程，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但是从医生那里，我好像永远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的枕头边放的不是励志书，而是教人如何防备医生的《别让医生杀了你》。如果要让医生评选“年度最讨厌病人”，非我莫属。在化疗药物杀死我身上的癌细胞的同时，我也几乎被摧垮，万念俱灰。后来有人问我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回忆说可能是人贪生怕死的本能，周围那些和你本不相干的人给予的温暖，让我一开始就柔弱的生命火苗能撑到化疗结束也没熄灭。
我绝对算不上微笑面对疾病那一类的强者，甚至可以说是一路哭过来的不合作典型。但是，疾病让我知道了在健康时感受不到的角度和体验，比如对朋友的感恩和不苛求，比如知道了什么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