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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太大。他们大多扔给她相同的建议：慢慢去适应带着这种畸形一起生活的现实吧。
“我不再照镜子，我不让任何人照相，我把脸藏在一堆头发里—不梳马尾，不用发夹。我不去聚会，喜欢和狗为伴，拒绝和人交往。他们一旦发现我那张奇怪的脸，就不再说话，疏远地保持着距离。”带着这肿块一起生活，意味着最终疾病处在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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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最后她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头颈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对她说：“我能切掉你那个肿块。确切地说，我必须切掉。你这么漂亮，我们必须还给你一张原来的脸。”“那一刻，我爱上了他。”她说。手术很顺利，只是偶尔笑起来会不太自然，这是手术唯一的记号。“他是我的英雄，他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血液和肉体，治愈了我。他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拯救了我。”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艺精的医生能赐给病人一个正常的生活机会，这更坚定了她做医生的决心。
只是几年后，当她在医学院上学时，这位还给她正常音容笑貌的年轻医生却被诊断得了一种快速生长的脑肿瘤，不久离开了人世。“医生有许多病人，但病人只有一个医生或者几个。”她在书里说，“疾病普遍存在，死亡最后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
合上《当我活着并呼吸时—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这本书，人们的思绪会变得沉静和开阔起来。
在消除医生和病人之间围墙的努力中，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先去读读这些在墙两边来回轮换角色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医学，怎么说病人，怎么说生死。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的“换位思考”的最佳发言人。对付那些各执一词、矛盾激化的尴尬局面，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最好的武器。它们是我能想到的在这一关系中最开放、最包容的观点，它们里面隐藏的因蒙蔽而黑暗的旮旯也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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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谁的替罪羊（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个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的病人，会抱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他打发了。他出来时，走廊里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风尘仆仆，充满期待，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
但这些病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不满其实是高端医疗资源有限、分配不均造成的？“全国病人上协和”—这曾经成了新华社一条新闻的大标题。
当读完罗森邦医生的故事之后，除了借给我们换位看待医患关系的慧眼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作用，背后还隐藏着更强大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但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都投射到医生身上。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现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福利，我们的第一考虑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像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当我开始行医时，认为这是献身帮助人类的专业，医生看似能掌控一切，可是病人却是他的主人，是病人出钱雇用医生来看病的，所以医生应该尽力为病人谋福利。今天却变了，新的主人是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医院的管理人员……医生变成大企业雇用的零售商，看的是财团的脸色，而不是病人的需要。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了，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如果我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话，几年前医疗环境丕变的时候，我应该就能预见这种结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我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打开……
我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像以前那样说话自如，就要去州议会游说那些手持预算大权的政客，现在对我而言，光靠行医帮助人的格局太小了，我希望能站出来讲话。我指的并不是像以前常做的那样，在美国内科医学会主办的会议中做报告，而是以病人保护者的立场著书发言。我这个提供医疗照顾的人，由于曾经易位而处，已经充分体会了那是什么滋味。
这些医疗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就像这位老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驱动因素，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像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医疗暴露在光线之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还和医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似乎是最不应被以经济的理由而宽恕的那一行。
在医生的各种沙龙聚会上，讨论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有时医生们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开始抱怨失去“行医的乐趣”。
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那一场景，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是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坐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
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不停歇的螺丝钉，否则就会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这一切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们的尴尬境地。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给他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医治？如果按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肯定是无须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生活的教育结果，首要的问题是医疗费用谁来付？要是急诊每个星期遇上三五个这样没钱治病的病人，医生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冲动给救了，最后极有可能是当班医生挨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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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是谁的替罪羊（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即使对于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如果急诊来了个没钱的病人需要抢救，抢救需要药物也必须去药房取才行，急诊医生自己无法控制。可因为没钱的原因取不了药，就说医生见死不救，其实是制度规范所限。
但登上报纸社会新闻的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成了一个个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管穷人死活。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为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买单？谁来给接下来可能的官司买单？
就像许多美国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医生成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