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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主力部队主要集结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另有部份在理番、卓克基等地。
松潘战役，由于准备不足，十万大军行动，粮秣得不到很好保障，加之胡宗南大部云集松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又率部策应，使得先机之利为敌所获，红军的战役计划未能最终贯彻。
其间，张国焘又频催中央解决所谓组织问题，无非是争个人的权力，使得中央难以统一指挥红军，延捱了四方面军的行动。而张国焘西进川康的心又不死，时时有所闪露，造成他在不得已而北进的行动中犹豫徘徊，迟疑不决。这样也使得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很好执行。
为了争取张国焘，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前进，而两军会师后组织领导的调整与加强，也实属必须。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增补张同焘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军委又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应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前毛泽东对李富春所讲的话。中央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取消一、四方面军番号，将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中央又根据徐向前与陈昌浩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3个团编入一方面军，即四军三十二团，三十军二七○团，三十三军二九四团，同时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一些具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并对红军领导机构和干部也作了一些必要调整。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争个人权力，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一路吵吵嚷嚷，或派人游说，或致电中央，或在会上公开提出，不达目的不会甘休。中央为红军的命运而计，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计，作了必要的妥协。大公无私、相忍为党的周恩来作出了必要的“牺牲”，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的职务，以“委曲求全”，以满足张国焘的欲望。洛甫亦主动提出过让出党中央的第一把交椅，让张国焘来坐，因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不喜欢这个没有兵权的空中楼阁而未能实现。毛泽东的考虑是对的。他太熟悉张国焘了，因为他们不止一次打交道，而张国焘个人所写的历史早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洛甫的“禅让”，虽然没有兑现，但他的心地，他的人品，他的风格，比起张国焘来，始终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张国焘就由一个方面军的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中央面对恶山凶水，内忧外患，为了更好地前进，对张国焘不得不作必要的退让！
张国焘个人在红军中的权力得到解决，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又在芦花会议上，一致肯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执行中央路线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中共中央的种种让步、苦心孤诣，使得张国焘自认为他在懋功会师以来的种种努力，终归没有付诸东流。他希望得到的，终于攥到他的手里。会师后的两支兄弟部队，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了，步调一致很好向前进了。
但历史并不如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并不如预言家美好的预言！多灾多难的中国革命，多灾多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多灾多难的远征途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多灾多难的故事？
无情的历史，最终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让步以嘲弄。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洛甫、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每出版一期刊物时，编委会对每一篇文章都要进行讨论。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作出的决定。洛甫系于两次与张国焘交谈的感受，深感张国焘总怀疑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是那么的迟疑不决，总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下放。西进川康，针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洛甫认为，北上与南下，是两条对立的路线，很多干部对此一定缺乏认识，思想可能模糊不清，搞不好，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对，是党中央“故意”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特别是松潘战役又没打好，上上下下有一些烦闷，是否会因此怀疑起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部队自懋功北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洛甫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的行军中，就
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一想起这些，他不无优虑。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行军有暇，他写下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交《干部必读》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洛甫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陈昌浩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洛甫的文章说：“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陈昌浩的话，骂的够粗俗够难听的了。陈昌浩是湖北人，他有一个习惯，
说话一急了，就爱骂“狗卵子”。洛甫的文章，一讨论就吵翻了，好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陈昌浩为什么对洛甫的文章这么反感？气这么大？讲起话来似乎比张国
焘更少讲策略，简直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真枪真刀地干了。凯丰当即出来制止：“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凯丰的文章《列宁论联邦》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不消说是洛甫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曾经剪烛西窗，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斥不服气，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可以说是张国焘的代言人。洛甫的文章并没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于是这时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洛甫说话了。
洛甫耐着性子说：“凯丰同志讲得好，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讨论，骂人于解决问题无补。”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洛甫的话说：“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陈昌浩余怒未息地说：“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杨尚昆在一旁解释说：“洛甫同志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我看没有其他恶意。”陈昌浩争辩道：“北上就谈北上嘛，何必又端出一个南下来批判。”凯丰给陈昌浩顶了回去：“党内有的同志，就喜欢谈南下嘛！这是事实，不是人为制造的矛盾。”洛甫看见陈昌浩思想不通，怕文章发表出来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更增加不必要的思想工作，于是退让一步说：“我的水平低，文章可能没有写好，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昌浩同志既然有意见，我看就不要登载了。”善良、诚挚、谦和、宽厚，颇有涵养的洛甫，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没有坚持发表他的文章。洛甫的文章，就因陈昌浩的坚决反对而束之高阁。因为没有刊登出来，也就无法为世人所知。但从题目可以论断，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关于北上与南下之争的第一篇与张国焘论战的著述，应该说是中共党史上第一篇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南下路线的文章。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战乱兵燹，湮没了它的存在，让后人无法读到它的全文。
讨论会后，杨尚昆不服气，约着洛甫一道跑到毛泽东那儿去通报此事，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看问题总要高人一筹。
毛泽东听了杨尚昆与洛甫对讨论会生动的描述后，哈哈大笑起来。当即指着洛甫说：
“你这个张闻天，就是个书生，你不懂事，你现在写这些文章干什么啊！一点用处都没有！”
洛甫不服气地说：
“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