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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西方哲学的逻辑，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创立人学的逻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是道德真空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亟待更新逻辑、呼唤逻辑革命的时代，人类必须创造三元乃至多元的逻辑来取代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逻辑。这不仅仅是改造自然、社会的需要，更是改造人类自身也即人性的需要。
后现代主义者作为哲学的破坏者和埋葬者来说，其任务是完成得相当出色的，但仅仅破坏是不能改善人类的命运的。可悲的是，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破坏哲学本身，而且还要取消哲学所要求的关心人类命运的“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的最早的代表人物利奥塔（1924～1998）在1970年发表的《后现代的知识状况》论文中即明确地指出了上述观点。利奥塔说：“我所谓的现代，指的是使用元话语来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这样的元话语明显地诉诸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的主体，以及对财富创造的解放。”他直接定义“后现代”为“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1〕，仅仅“不信任”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还要取消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由于方法论素质的欠缺，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是对这种“关切”的放弃。利奥塔认为，哲学的叙事是违反规则地帮助科学取得了世界的统治地位，它倚仗哲学叙事的两大神话：一曰关于人性的解放；二曰关于知识的统一性。前者属于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后者属于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二者连同英美传统的经验的相对主义，共同构成了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宗旨是要超越现代主义，解构现代性哲学的基础：批判二元论尤其主客观对立的思维模式，批判还原的知识论基础，批判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批判以人类中心论为主导的人道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很明白，如果没有了二元论，没有了还原论，没有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论，没有了人类中心论的人道主义等等，西方哲学还怎么存在下去呢？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又被称为解构（哲学 ）主义者，他们自觉地充当西方哲学最后的埋葬者。
利奥塔、福科、德里达（1930～）等是几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其中福科甚至被称为与柏格森、萨特并列的当代法国三个最伟大的哲学家。当代有没有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法国还是他国）？我认为没有。柏格森、萨特，再加上福科，我都只视为不过是杰出的人文学者而已，伟大的哲学家谈不上，因为他们并没有谁真正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值得后人继续加以发展的哲学体系。如果说柏格森、萨特没有，福科就更没有，至少前二者还没有以“解构”哲学为己任，而福科是要彻底解构西方哲学的人。
关于福科的哲学倾向，他本人自称：“我从来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2〕福科此说是在否认自己与当时大行其道的各种思潮的关系，以表明自己的独立性，所以福科决不是在继续谈论哲学，因为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即逻辑是最讲知识的共性和普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所有作家其实都只能说是社会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想评论家，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如利奥塔、福科、德里达、德留兹（1925～1996）等人，甚至他们在“解构”意义上的先驱，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所谓的三位怀疑主义的思想大师，也难以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事实上，西方哲学的解构的先驱应首推马克思，因为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在西方哲学界才产生了明确意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在前面曾说到，摧毁二元论哲学基础的工作是从或者倒退到一元论，或者推向混沌的多元论进行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只有到了马克思才开始有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尼采是非理性主义者，是十足的哲学基础的攻击者、解构者，因而不可能是纯粹的哲学家。弗洛伊德用非科学的方法建构“科学”，因此他也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维护者。这三位的确可以算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掘墓者，也即后现代主义者的先驱。
福科用对精神病、惩罚、性等专题研究来取代对理性、社会、人的一般研究，他的见解新颖，有个性，有时也的确比较精辟、深刻，但他的方法（如他本人所言 ）是非科学的。他的“知识考古学”是在解构既存知识的一切先在的理性“结构”，他的“系谱学”“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它们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的纷争”，他自称其“系谱学是完全反科学的”。
无论福科的“知识论”研究抑或“系谱学”研究，都只是对哲学进行解构的尝试，都只是一次性的破坏工具，不具备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的价值。他的关于性的研究就更是如此。在福科的研究中，过去哲学关于人的理性主义的画像全都被取消了。福科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劳动创造，而只是快乐、休息、躁动。福科摧毁理性主义的目的不是在推向更高级的精神性，例如真理的信仰、仁爱的情感、美的自由等等，而是退回到人的原欲，其中特别是回到性欲的快乐中去。福科本人死于爱滋病与他的这种追求不无关系。
德里达被一些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中最为“纯粹的哲学家”之一。如果不是按反讽的意义去理解的话，我倒是认为，德里达更像是一位颇为坚忍的与纯粹哲学处处对着干的语言文字的游戏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解构主义的立场，他的与纯粹哲学对着干的表演最为鲜明。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可以有让人颇觉哲学可疑并从而摒弃它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德里达的学说实在也有一点“有理三分辩，无理辩三分”，甚至有时还似乎有点无理取闹之嫌。虽然他可能确实已看到了西方哲学的弊病，然而他的所作所为除了进一步消灭它之外，实际上却并没有想要另辟蹊径，从而建设性地使之重生，以便继续使之成为对人类的命运有意义的思维工具。有人评价所谓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流行的一种文艺评论的风格，并没有多少真实有意义的建设性的思想，说得温和一点，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可谓中的。
针对西方哲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提出反中心主义和哲学“边缘”的作用，还有“补充”因素的可能及后来居上的作用等等。例如他认为，文本写作的流动性可能构成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他提出从哲学的“边缘”发掘中心意义的设想，以及在逻辑的意义中寻找出对修辞和隐喻的依赖；此外，他又提出文本是字符流动所编织的“网络”，而网络无中心、无结构、无本质，从而可以解构一切中心、一切结构、一切本质；他还在字符的“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关系之间插入流动的“意指”，以“分延”（difference）否定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以“撒播”（dissemination）表示在意指过程中不断产生“意义的意义，无限的蕴意，从能指到能指的无限的指向……”等等。以此尽一切可能解构任何固定的对应性，从而达到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德里达还接受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的启示，设想了先于书面写作、先于说话的“原型写作”，即设想把图形和符号直接刻写在人的大脑中，以此为他对理性主义的哲学的解构提供先验的基础。总之，为了解构现存的西方哲学的二元论结构，德里达设想出了一切可能想到的机械办法。遗憾的是，这样做，虽然对二元论基础的破坏绰绰有余，可是对于多元论基础的建立却毫无任何真正的建树。这不是对他的责怪，其实二十世纪其他的西方哲学家也一样。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旧传统的阴影中，他的确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然而就好像孙悟空之于如来佛的手掌心，或人之于地球，他不可能仅仅揪住自己的头发即可把自己提起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例如东方人的智慧，或许更应有中国人的古老智慧。
（八）后现代主义的拙劣模仿者——部分中国文人中的“思想”闹剧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的中国人的智慧应是中国人在几千年中积累起来的传统的智慧，这种智慧与当今一帮自称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文人无关。